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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凤林:文化自信源于知己知彼
2019-12-03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的硬实力(经济实力)获得了极大发展,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硬实力的增长不等于文明的复兴。要转变为文明的复兴,还需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所谓文明的复兴就是软实力的增长。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将软实力称为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具有一种让别的国家不由自主跟随你的吸引力。综观世界历史,曾经拥有坚船利炮的国家不计其数,但其社会发展模式长期被他者普遍效仿的国家少之又少,其间的奥秘在“软”不在“硬”。正如老子所言:“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三十章》)。一个民族的基业长青之“道”就在于能否真正建构起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截至今天,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完全接受西方模式,但经济实力又迅猛增长且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大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乃至我们国内不少人,只把中国当成一个可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市场,既未深入了解也不完全认同中国的软实力。这就迫使我们要认真思考:当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时,我们如何增强自身的文化软实力?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自身的传统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西方历史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我们的未来文化?正是基于一位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道德责任担当和殚精竭虑科学回答上述重大问题的价值使命意识,本书在导言中试图从以下四个层面对上述问题予以简要说明。


  一、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意识


  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任何国家要想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实体而长期存在,就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努力建构为自身所特有的文化结构或精神家园。如果一个国家置身于所谓“国际潮流”之中,完全放弃本国文化的核心话语体系,通过否定自身的历史传统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并力图使自己国家从原有的精神文明类型完全彻底地走向另类精神文明类型,那么,它必然会使自己的国民在精神世界走向“无根性”的价值混乱或价值空场,进而患上精神分裂症,最终在国际文化滚滚红尘冲击下,大大降低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乃至瓦解民族意志、迷失自我、自交城池,成为国际文化斗争的牺牲品。国际权力政治学奠基人摩根索对此曾做过精辟老到的分析。他指出:“如果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对它的人民的知识信念和道德价值观念有吸引力,而其对手却没能成功地选定具有这种吸引力的目标,或者没能成功地使其选择的目标显得具有这种吸引力,那么,这个政府便会取得一种超越其对手的无法估量的优势。”为此,摩根索还通过大量生动例证深入分析了近现代以来,世界历史上各帝国主义国家是如何通过坚强有力的文化建构过程和卓有成效的文化宣传而走向成功的。实际上,摩根索的祖国——美国就是文化成功建构和有效宣传的范例,美国社会将体现《圣经》精神的基督教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提升到理性的高度,并与社会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每个国家成员社会化过程的“路标”,从而起到了加强美国社会凝聚力、促进国家整体稳定、展示美国国际形象的积极作用。


  质言之,一个民族的崛起必须以本民族的文化自信为根基。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因为一个民族只有对自己的文化充满坚定的信心,才能在世界舞台上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舞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出创新创造的活力。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正是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吸纳外来,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在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当今时代,必须大力建构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自信精神。唯其如此,才能不断克服因近一百多年来屈辱历史造成的长期萦绕在国人心中的文化自卑意识,充分认识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和发展前景,进一步坚定我们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追求,进而在国际文化竞争中取得最终成功。


  二、文化自信与多元文化竞争


  强调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自信精神的极端重要性,是否就意味着在一个国家内部或国际社会,异质型文化之间只能去进行激烈斗争而无法和平共处?答案是否定的。相反,在全球化的今天,异质型文化体系之间只有和平共处,才能保证不同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不同阶层或阶级之间文化利益的最大化。改革开放后,伴随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化,社会利益结构也随之分化重组,从而使得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趋向多极化、利益差别显性化成为当前社会生活的突出特点。反映在文化建设领域就是多元异质型文化要素的不断扩张,包括各种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激烈冲突、各种宗教信仰群体的蓬勃壮大、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各种外来文化的矛盾斗争等。应该说,多元异质型文化的存在有利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思考问题,有利于各种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相互理解,有利于反对和抵制不同民族文化霸权主义思想的扩张。因为一个社会的文化同质性太强,其适应外部变化的能力必然降低。反之,一个多元异质型文化并存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不同文化群落各领风骚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思想创造活力的社会。但我们也要看到,多元异质型文化并存的社会也是一个容易引发价值标准混乱、社会矛盾频发的社会。


  如何在人们价值取向复杂多样、社会文化多元歧异的情况下,有效整合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资源?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为我国的先进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它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根本,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创造了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宝贵财富,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应当倍加珍惜。再次,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母体,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应当礼敬自豪地对待。最后,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与世隔绝,我们要用开放包容的胸怀、辩证取舍的态度、转化再造的方式来从其他文化中汲取养分,广泛吸纳、融汇一切外来优秀文化成果,丰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


  简而言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用党和国家的一元指导思想引领多元文化思潮,但在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引领作用的同时,更要尊重文化的多样和差异,并用这种多样和差异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任何一种富有生命活力的文化体系必定是能够真正应对不同文化观念挑战,并在同它们的相互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文化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该且必须是能够经受各种文化体系的挑战,并在多元文化思潮竞争中吸取其合理因素脱颖而出的文化体系。


  三、文化自信与文化发展愿景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曾对世界各国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人类历史文化中所体现出的世界精神做过深入研究。他认为: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文化就是世界精神不断取得自由的过程。世界精神作为一种普遍性原则,它主要通过各国历史文化中的民族精神来表现自己。当一个民族在其宏伟的文化业绩中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时,就像凤凰涅槃一样,在劫灰余烬中再度脱胎出神采飞扬、光华四射、更为纯粹的民族精神,这种新的民族精神将为下一个更加伟大的民族所据有。每一种特殊形态的民族精神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消亡时,都将转化为普遍的世界精神的一部分。


  黑格尔的上述主张表明,如果一个民族只是留给后代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没有在他们身上培养出一种主动成为世界历史运动主体的崇高精神追求,没有培养出有抱负、有理想、有作为、有道德担当和行动勇气的伟大人格,那么,这个民族就不会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价值观去塑造人类生活,更不会遥契天命(世界精神)进而去完成伟大神圣而光荣的创造世界历史的使命。这就迫使我们去思考,中华民族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在主体的精神世界还应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抱负,在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过程中,由跟跑、并跑走向领跑时,必须担当起引领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光荣使命。因为世界精神是一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除了端起于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外,在生态失衡和能源短缺已危及人类生存的今天,为什么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不能成为世界精神?在“对抗”与“竞争”的西方价值观已经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今天,为什么中华民族“贵和尚中”的文化精神不能成为世界精神?质言之,只要人类面临的新问题不断出现,就需要更加丰富的文化理念来引导和处理,中国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应该为丰富和发展这种世界精神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四、文化自信与文化比较研究


  要真正确立起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除了牢固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意识,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外,还必须对本民族文化的优缺点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优缺点只有在比较的过程中才能得以鉴别。因此,将中国文化与当今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通过对中西文化历史谱系的探赜索隐,对中西文化精华与糟粕的爬梳抉剔,对中西文化良莠杂陈的各类要素的剥茧抽丝,特别是通过对中西文化深层核心价值观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深刻洞察彼此精神内核的异同之处。唯其如此,才能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真正树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寻找到建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理想路径,最终实现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自始至终占据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儒家伦理文化广泛深入地吸收了道家与佛教伦理思想的精华,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使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文化达至巅峰,他对塑造中华民族的心灵世界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伦理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以《圣经》为核心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则吸收了古希伯来人的信仰精神、古希腊人的理性精神、古罗马人的法治精神,将三者融合之后形成了自己完备的神学理论和教会制度,统治西方人的精神生活长达1500多年,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如静水深流,早已从根基处塑造了西方人的价值取向、道德情感和审美趣味,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发挥着根本性的塑型作用,时至今日,它仍然在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涵养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同时也奠定了近现代西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思想根基。正是基于此种考量,本书选择了儒家和基督教这两大思想流派作为中西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的主要对象,试图由此获取中西文化基因构序和伦理构境的终极秘诀。


  本书在谋篇布局和结构安排上共包括五大板块的内容:一是站在全球化的立场,对儒耶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所涉及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深入辨析,包括本项研究的宏观背景、主要模式、基本方法等。二是以最能体现儒耶核心价值观特征的文化表征符号——祠堂与教堂为切入点,对两种建筑的生成历史、主要类型、基本功能进行详细说明。三是对儒耶核心价值观赖以形成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进行整体解剖,涵涉自然根基、经济基础、政教结构三个方面的比照分析。四是用上下两章的篇幅对儒耶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立体化和精细化比较研究,涉及天人合一与神人二分、人之善性与人之罪性、先义后利与以义统利、礼治社会与法治社会、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差序仁爱与普世博爱、中庸尚和与崇力尚争、具象直觉与抽象思辨、君子人格与义人位格、现世超越与来世拯救十个层面的问题,这十大问题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构成了一个完备自洽的儒耶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体系。五是正确指明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基本路经,在深入分析中国近现代伦理文化危机的基础上,强调应当遵循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在综合创新中再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作者为民生智库特邀研究员、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伦理学接近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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