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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德胜:稳就业应当就业优先,教育优先,农村和农业发展优先
2019-09-26

  今天讨论中国的就业问题,当然应该把中美贸易战和技术进步放在那里,因为这二者都充满着很大的变数,但是我个人觉得应该放在更加宽的维度来讨论今天的就业问题。就业问题一直存在,但中国今天的就业问题跟10年以前、20年以前的就业问题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跟10年前比起来,中国现在的经济更有韧性,这使得我们对解决就业问题的底气更足,对就业局面的控制能力更强。当然,我们要切实落实好“三个优先”,释放更多有利于促进就业的政策红利。


  讲到经济韧性,下面几点变化是很重要的。一是我国的经济总量和增长总量巨大。我们去年的经济总量是90万亿左右人民币,是一个很大的体量。如果每年增长6.5%的话,那就等于要增加将近1万亿美元,这个相当于去年印尼整个国家的GDP总量,其带动作用是很大的。二是中国现在有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内需已经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外贸依存度已经降到了33%左右。三是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全的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链非常健全,这个对于我们抵御外部风险特别重要。四是创新创业浪潮的形成,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经有三次创业浪潮,每次创业浪潮都很好的推动了就业问题的解决。这次创业浪潮和前面几次不一样,有很强的政府推动和创新驱动。我们现在每天新增市场主体将近2万,刚才丁教授讲到我们现在是初创企业的淘汰期,但是每天有近2万新增市场主体,一年有700多万的市场主体诞生,这可以较强的带动就业。五是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现代化,而且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现在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库和工具箱非常丰富,宏观调控的能力非常强。因此,虽然中美贸易战和新一代的技术进步可能会对我国的就业带来一定冲击,对此,我们要未雨绸缪,要有个比较准确的判断。我同意刚才丁教授所讲的,我国当前的就业“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但由于有前述这些变化和经济韧性的不断增强,我国就业风险总体上仍然可控,不会爆发系统性的就业危机,我国的就业问题更多地是结构性的和局部性的。


  就业问题的解决,根本上还得靠发展,要形成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关于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三个优先”的发展战略,即就业优先、教育优先、农村和农业发展优先,落实好这个“三个优先”,对于应对结构大变革时期的就业新、新规律、新趋势,特别重要。


  一是就业优先。将就业置于优先地位,是从“十二五”开始的,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再次强调了就业优先的战略地位。提出就业优先,就表明就业不仅仅是一个民生问题,它还是一个发展问题,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去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六稳”的工作方针,“稳就业”居于首位。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就业优先政策,今年的“两会”又把就业优先政策置以宏观政策层面,以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我认为,这是我们考虑就业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它会对就业工作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国家将会出台更多促进就业的措施。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一些,比如减税降费、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职工的技能培训和转岗转业培训、扩大高职院校招生规模等,但说实话,对于如何理解就业优先政策,就业优先政策包括哪些方面,以及就业优先政策如何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衔接相配合,我们目前并不是很清晰,也没有达成共识,这是需要我们加强研究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讲,就业优先会成为各级政府在处理各种问题中优先考虑的事情。不过,现在有些做法,似乎并没有体现就业优先。比如城市管理问题,有些地方过分追求整齐划一,挤占了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的空间,不利于扩大就业。还比如,现在技术进步这么快,机器人推广使用这么快,是不是考虑到了就业问题?如果机器人替代劳动力速度太快,是不是可以考虑出台机器人税?因此我觉得,我们以后重大经济政策出台,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区域政策调整等,应该把就业这个维度作为一个优先考虑的变量。我们现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考虑到了就业问题,但是更多的还是经济增长的考虑。美国美联储何时降息,何时降准等,会把就业状况作为优先考虑的指标,每个月公布的非农就业变化情况会极大地影响股市,影响货币政策。我希望中国未来宏观政策的出台也应该把就业优先放在一个更重要的层面。


  二是教育优先。教育跟劳动力市场的关系特别显著。中国过去几十年能够经济发展这么好,或者就业情况还不错,我个人觉得教育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我们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10年,而且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50%,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得也非常快。但是教育如何来应对就业的变化?应该需要更多考虑。比如说高等教育,今年是高等教育扩招20年,1999年招生是158万,比1998年扩招近50%,现在每年招生800多万。但在招生规模扩大的同时,专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理工科占比从70%左右降到今天的50%左右,文科专业招生占比已经达到了一半,这种专业结构的变化对于我们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实际上是影响很大的。最近20年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后期阶段,需要大量的理工科毕业生,但是现实却是,理工科的毕业生大量减少,文科人数大幅增加,我个人觉得,今天的所谓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跟这种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还有,我们的职业教育,比如中等职业教育,现在每年毕业人数都在500万左右,这些毕业生的技能和素质是不是跟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吻合?因此,教育要优先发展,要有更多的经费保障。但是教育自身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端,也应该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对于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有个如何体现就业优先的问题,至少教育优先和就业优先要有很好的衔接,避免“两张皮”现象。当然,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不仅包括教育,还包括培训。个人感觉,最近几年,国家对技能培训和转岗培训是很重视的,投入也不少。相比较而言,学校教育,特别是与劳动力市场紧密相连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对就业优先政策的重视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三是农村和农业发展优先。我国是个二元经济特征非常明显的国家,劳动力不断从农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是一种规律性事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或者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就业工作的一条主线就是劳动力的城乡转化。总体而言是从农村到城市,但有时也会发生从城市回到农村。进入新的阶段,城乡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去思考。刚才刘元春校长讲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这两次大的外部冲击,使得我们的劳动力从城市回流农村很多,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回流了1500万农民工,这保证了我们城镇劳动力市场的稳定。今天我们的农村劳动力市场还是不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城市出了问题以后农民就要回去了吗?应该讲中央把农村和农业发展优先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我觉得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十九大提出来这个事情以后,2018年就发布了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9月份出台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我的理解是,今天的农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劳动力的蓄水池了,将来应该是城乡融合发展,农村本身就应该有大的发展,农村本身就应该成为宜居宜业的地方,也应该成为劳动力就业的重要空间场所。我们今天讲的农村发展不仅仅是指农业的发展,是整个农村本身的发展,农村本身也包括了一些工业和服务业。我看了有关数据,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跟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关系大概是4或者5倍,农产品加工的比例比较高,而我国现在是2.5倍,农产品加工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个加工业不一定非要放在城市里面,农村是可以做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方向。还有是为农业服务的人口,美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1%,但是服务农业的人数是占到总人口的20%,中国农业发展当然也需要有大量服务农业的劳动力。如果有较大的外部冲击,我认为农村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一个重要渠道。无论是过去的经验还是当前的情况都是这样,但是现在农村的发展不能成为一个被动接纳劳动力的地方,而是应该成为一个主动吸引劳动力的场所。因此,国家也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来鼓励农民工和大学生回乡创业和就业。


  如果把这三个优先做好了,中国在维持就业稳定方面是应该有足够的信心的。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有足够的韧性,如果“三个优先”进一步落实,就业确实是稳中有变,但是总体来说是可控的,不过局部性的、结构性的就业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作者为民生智库特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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