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我们的改革经历了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相应地，改革精神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调上，经历了从侧重“破”除陈旧观念到“立”综合创新的系统观念的转变。深入领悟改革精神的这种转变，是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髓的关键。

　　一、从新的时代特色上领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改革精神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新的时代特色是我们理解三个党的三中全会的关键。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同时我们还要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说划时代，表明这三个党的三中全会都是党在历史转折点作出的关键抉择，体现了新的时代特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明确了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今天我国的主要矛盾，“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其划时代意义在于改革的“破冰突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应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的实际需要，“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其划时代意义在于改革的“整体设计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是在当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处在关键时期的时代条件下，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回应时代之问，为党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奠基，其划时代意义在于改革的系统集成。

　　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时代特色，必须从此前不具有的一个优势出发：对于新时代科学判断的提出。我们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前提是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这就需要改变长期以来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判断。改革开放之始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对此作出整体性的判断，到1985年邓小平才把和平发展明确为两大时代问题，确认较长时间不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判断新的世界大战可能较长时间打不起来，依据是当时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但由于制约战争打世界大战的成本太高，它们不能不有所顾忌。第二年他就此作了更明确的判断：“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这是我们在时代特点认识上的一个根本转变。但是，我们是否正在面对一个与十月革命开创的时代有所不同的新时代，还未能作出判断。

　　明确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贡献。党的十九大召开之时，恰逢十月革命爆发一百年，大会明确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虽然主要着眼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但其大背景则是时代的转换。两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从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出发，首先提出了我们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判断，预示了一个有别于十月革命开创的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新时代的到来。我们之所以断言世界进入了以和平发展为特征的新时代，就是因为在当年被邓小平认为还很“单薄”的作为世界一极的第三世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今天已经成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代表，而美国力图维持的“单极世界”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可以说，对于现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而言，打新的世界大战在今天不仅是成本高的问题，恐怕也已经力不从心，正在丧失发动世界大战的“资格”。

　　判断一个有别于十月革命时代的和平发展新时代的到来，有三大客观根据：其一，生产力的全球化趋势推动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日益融合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实的共同利益不断超越固守一己私利的对抗，从而为管控风险、“斗而不破”提供了客观可能。其二，和平发展成为当代居支配性地位的“总问题”，是当代包括主权、安全在内的所有重大问题都从中衍生，都围绕其旋转的中心。它也是解决时代问题的总枢纽，决定了回应时代问题的最终手段取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决胜于“创新和技术”。其三，上述两条的根源在于“百年变局”的实质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在加速演变，资本主义独霸天下的局面正在被根本颠覆。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当，将使全球发展的版图更加全面均衡，使世界和平的基础更为坚实稳固。”时代转换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单极世界的终结，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际推进。

　　我们知道，马克思以“两个必然”的科学判断，揭示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大时代。但是，历史证明，这是一个需要十几代、几十代人接续奋斗的漫长过程，其间基本矛盾和大的历史方向不会改变，但主要矛盾、解决方式、实践路径等会出现阶段性特征，形成非根本质变下的部分质变。这就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从马克思指明的历史时代中划分出若干小时代，以便更有效地把握时代，推进历史发展。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我们已经可以区分出三个相互联系而又各具特色的小时代：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并成为世界工人运动行动指南的时代；十月革命开创的包括民族解放运动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面向21世纪的和平发展新时代。这些小时代的划分，不是否定而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大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

　　明确我们今天处在和平发展的新时代，是我们区分当代世界潮流与逆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客观依据，是我们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引领时代的战略定力，也是我们正确处理和建构中国与世界基本关系的落脚点。由此决定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历程的拓展和深化，是自觉性、主动性、深刻性和前瞻性更强的改革实践。毫无疑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样，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将是划时代的。

　　二、从新的改革特色上领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改革精神

　　新的时代特色决定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具有与以往改革不同的一些重要特点：其一，完善制度的改革总目标更明确，这就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尽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也有类似的表述，但当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谈不上成熟、定型。实际上，早在1992年初，邓小平就预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核心问题是坚持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如何使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如何把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势。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制度的发展完善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许多问题上还有扯皮，甚至常常陷入“党大还是法大”一类伪问题的争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卓越领导下，党在治国理政方面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定型进程加快。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阐明了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构成，表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体系已经大致定型，并将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逐渐充分显示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这表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更明确，总体设计更成熟，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的力度更大，不会被无谓争论所干扰。

　　其二，依托制度的改革优势更突出。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面临的改革形势相比，今天我们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更足。在2013年，“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面临着从局部探索、破冰突围的“摸着石头过河”，到加强顶层设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转折，经验不足，基础不牢，存在着能否有效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设计的严峻挑战。

　　今天我们面临的改革形势却有所不同。虽然各种挑战依然严峻，但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总体而言，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的制度基础已经奠立。通过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不仅方向更坚定，而且条件也日渐成熟。这一形势决定了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突出“实绩实效”，限期完成任务，因而有了“五年计划”；必须坚持以制度创新为主线，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不断把改革成果上升为制度，又通过制度的建设、完善推进改革的不断深化。

　　其三，系统集成的改革特色更加鲜明。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各项改革任务，需要认清它具有以往改革不同的特色。以前受改革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需要破冰突围，不得不有所舍弃：在改革的突破点上，有单一的选择；在改革的成效评估上，有单一的标准；在改革受益面上，有先富后富的区分；等等。

　　今天则不能这样。一是改革目标的整体性，都要围绕现行制度的发展完善，根据不同情况，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存在制度框架外的谁先谁后、谁主谁从一类非此即彼的选择。很明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两个“坚定不移”对这一基本制度的筑牢、完善奠定了明确目标，不存在制度定位、根本性质和总体要求方面的歧义，那么改革就必须针对具体情况，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仍然纠缠在所谓“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一类抽象的选边站中，势必会干扰、延误改革。二是改革绩效评价的综合性，需要破除唯GDP（国内生产总值）一类单一的经济价值指标。不同制度类型的改革完善有不同的绩效要求和评价标准，其价值要从国家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上进行综合评价。生态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等都是综合评价中的基本价值依据。三是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公平性，不断满足人民对于改革的新期待。在经济匮乏的时候，需要有先富后富的激励机制。今天，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生产力的落后，而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因此，必须以推动共同富裕为激励，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推进改革，使人民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

　　三、从世界观方法论的创新上领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改革精神

　　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历史性飞跃，都体现了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因此，从世界观方法论的创新上领悟重大的改革精神，是增强改革自觉性的必然要求。从根本上说，改革开放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但三个党的三中全会体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突出的是打破陈旧观念、倡导敢想敢干的创新思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的是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的战略思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改革精神则主要体现在推进改革系统集成的系统观念上。

　　系统观念是领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基础。第一，系统集成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特色。首先是改革思路的系统集成，主次、短板、优势、突破点等，都没有预设的公式，而以其对改革全局的影响而定。因此，从把握大局出发进行布局是今天的改革思路。我们要真正弄懂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统筹“两个大局”落实到“双循环”，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这是高度自觉的改革思路，通过解决国内主要矛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其次，改革推进的系统集成，在整体性推进中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注重改革实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制度保障和良好国际环境；激发更多的自身发展动能，致力更好的制度性创新，建设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有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积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再次，改革成果的系统集成。今天，任何改革的突破，都是制度性突破，因而具有全局性意义；任何改革的成功，都是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的结果；任何改革成果的价值，都要在制度系统中衡量把握。

　　第二，系统集成的哲学基础是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辩证思维形式，但不是简单重复事物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法一般原理，而是具有历史基础、时代特性和思维特色的唯物辩证法。系统观念强调：必须把“个别”上升到总体上把握，不认识总体，就不能真正面对“个别”，这是我们今天强调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原因。虽然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中也肯定过“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一类观点有辩证法，但他同时也明确指出，这“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不能将这一观点绝对化。不能认为“一般”只能作为具体事物的抽象存在，而不能与“个别”一样，也可以作为“实体”存在。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实体”概念，如社会形态、人民、阶级等，都不是“个别”，而是作为存在以至主体的“一般”。这些体现了“一般”的实体，虽然不能脱离“个别”，但也不是“个别”的抽象或集合体，而是“个别”的真实存在。

　　进一步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系统观念，不仅强调“一般”实体性存在的基础性意义，而是适应时代转换的世界观方法论创新。一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进入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合作共赢时代；二是“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历史进入了“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的命运共同体时代；三是人类发展面临许多“全球性”问题，只有系统观念才能破解难题，走出困境。

　　第三，系统观念是把握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哲学世界观。“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奠定了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格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局，汇入了世界百年变局中，这是我们把握时代转换的重要依据。早在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两个大局之所以同步交织，就因为两者面对共同的时代之问，在解决当代矛盾、寻求出路上相互影响。两个大局的“同步交织”既表明了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深度融合，也表明了当代中国对于世界潮流的巨大推动作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世界潮流完全一致：这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同富裕、永不称霸的现代化，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完全一致；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的现代化，与当代人类应对气候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努力完全一致；这是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与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完全一致。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为不确定性增加的世界变局注入了强大的确定性。

作者：侯惠勤（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