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史上一份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文献。《讲话》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这与“人民中心论”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重要体现。中国人民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信心，也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的一系列先进的执政理念和成功经验之上的。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国际共产主义史学会副会长黄宗良认为，《讲话》概述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百年奋斗中以极大的历史代价换来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艰难曲折的奋斗中、在伟大的斗争中集体智慧的结晶。《讲话》主体部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表达了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展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

　　我们对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信心何以拥有坚实的基础？

　　第一，我们之所以充满必胜信心，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形成可以视为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三大执政理念：“人民中心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第二，我们之所以充满必胜信心，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一系列成功的、经得起实践检验和理论推敲的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经验。即：正确处理三组三者的重要关系，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即发、改、稳）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即党、民、法），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政治经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吸取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这是别国难以具备的文化优势，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

　　第三，我们之所以充满必胜的信心，是因为我们党一直十分清醒地告诫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带来的新形势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勇于和善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特别是要贯彻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谨慎处理好对外关系，处理好海峡两岸关系，要极其清醒地抵制来自不同方面的可能导致打乱、打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的挑衅和诱惑。对于至今仍是中国基本问题的农民问题始终保持高度审慎和郑重的态度，将三农问题作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粮食问题作为“头等大事”。在振兴农村的改革中，慎重对待对资本进入农业以及土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村风俗习惯的改革，从农村情况、农民利益和愿望出发，采取反复试验，逐步推广，吸取历史经验，避免急躁冒进。

　　最后，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发扬和维护我国的制度优势和体制优势，特别是在这两年的抗疫中，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得到进一步的彰显。这个体制优势有一个根本的制度来支撑，这个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一百多年前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创立的。这是世界共产党人最为重大的制度创新。一百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证明，是否认真执行这项组织制度，关系共产党执政的兴衰成败。正因如此，继续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

　　01

　　把党的奋斗和创造的使命、目标

　　始终放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纳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明了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全部历史的鲜明主题，科学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和最核心的任务，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篇章正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

　　把党的奋斗和创造的使命、目标始终放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的体现。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什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其实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满足中国社会发展和广大民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要求。在很长的时间里，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宣传舆论阵地基调都是讲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但从更高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应该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也主要阐述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比这种斗争要广阔得多。比如，《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宣言》申明“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被划分为被压迫民族和非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于是民族殖民地问题、东方被压迫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便成了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的晚年，就是把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把“斗争的最终结局”寄希望于俄国、印度、中国等国家的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把人类文明的发展寄希望于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取得“政治前提”之后，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的马上”。

　　全部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是逐步由西向东的转移。由于时代和各国国情的差别，革命运动的任务就有所区别。从人类解放的视角，则是一脉相承的。当年列宁在病榻上口授临终“政治遗嘱”的时候，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决定加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创立的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亮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一面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鲜红旗帜。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无能，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曾经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伟大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从这个时候起，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全民族的最伟大梦想。救亡图存、救国图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解放、人民幸福，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成为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集合体，当他们踏上革命征程的时候，顺理成章地把民族复兴的历史重担挑在自己肩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此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回答的问题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原理，而党正是根据这个原理制定了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灵魂。但是，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同一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那就可以说是“魂不附体”，只能停留在书本上供人在书斋里品味；而无产阶级政党一旦离开了这个主义，便会是“丧魂落魄”，失去生机、枯萎、灭亡，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证明了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当我们党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同人民大众的解放结合起来，正确地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就能不断发展壮大。1937年，当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时候，八路军是4.6万人，新四军约1.03万人，共计不到6万人；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还有260余万民兵），而共产党员则由全民族抗战开始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1945年党的七大时的121万人！这就在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基础上，为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改天换地的，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旧中国的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享有种种特权、可以胡作非为的历史彻底结束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民众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一战，告诉那些霸气十足的外国侵略者，想在中国家门口撒野，无所顾忌地耀武扬威的时代也永远结束了。没有自己的政权，没有国家的真正独立和主权，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这一时期，要解决的便是社会主义事业同民族复兴的关系。这就是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高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讲话》再次重申了此前已在论证过的一个重要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苏联模式的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的开放的转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这个“觉醒”就是认识到闭关锁国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不能发展经济，不能改善人民生活；只有融入国际社会，中华民族才能赶上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抓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进展、新形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和挑战，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定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02

　　“人民中心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重要体现

　　中国共产党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题”，那么，在百年的奋斗史中，为了谁、依靠谁？这是决定事业成败的一个核心问题。《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大众，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人民主体观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公认的历史性成就，说明“人民中心论”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百年辉煌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要体现。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辞典里，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辞典里，赋予“人民”全新的意义。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已有不少书文专门研究“人民”的概念。简言之，在中国古代，“人”与“民”是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后者被视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未曾开窍、蒙昧无知者。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较早地使用“人民”这个概念。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首先解剖和分析的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相对而言，他们的政治著作使用的更多的是“阶级”的概念。标志其学说产生的《共产党宣言》就频繁使用“阶级”，“人民”很少出现。但在马克思学说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其唯物史观，自然确认“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列宁是马克思学说的忠实继承者。但列宁面对的是一个小农生产者占大多数的国家，当如何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现实地提上日程时，他的看法便发生了从强调“阶级论”向突出“人民中心论”的转变。这里的“人民”主要指的是工人和农民。研究新经济政策的论著文章几乎可以说是书山文海，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呢？现在我们不能停留在对农民“让步”，是政策“退却”的说法上。新经济政策的灵魂在于给农民发展经济谋求生计的自由自主权利，即使这么说也不能说“到位”了。从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执政党同民众的关系来说，就是应该把私人利益同国家利益、同共同的利益结合起来。我们熟知列宁在《论合作社》这一名篇中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根本”改变在哪里？仔细想想，我们或许应该说就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如何搞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从过多地强调“阶级论”到突出“人民中心论”的转变。以往布尔什维克一谈到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总是同“自发资本主义势力”联系起来，把解决农民问题看成是无产阶级搞社会主义的“最后斗争”。现在得出一个新的看法，农民并非某个阶段的“同路人”，而已经是长期的同盟者。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周尚文在其《列宁政治遗产十论》一书中有一个重要看法：“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极少再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农村社会状况。”这个说法合乎历史实际，对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中心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富有启发性的。

　　中国的国情与俄国相似，只是革命前比之更落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是两重革命任务，中国要搬走的是“三座大山”。因此，中国革命、建设任务更繁重、复杂和艰难。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心任务之一顺理成章就是进一步发展列宁上述理论观点。人民主体地位、“人民中心论”应运而生。这与阶级论并非相矛盾，但有差别。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此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在国内阶级斗争比较剧烈的时候，“阶级”的概念用的多一些，而在民族解放的任务突出时，则“人民”的概念用的多一些。“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系统和比较全面的人民主体观：“人民”构成全国人口的最大多数，其主体是占全民族人口80%～90%的工人、农民；人民是革命的动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也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以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些精辟的论断和宣示，正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和成熟的重要标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为何获得胜利？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兵民是胜利之本。”在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为何能打败数百万武器比自己精良得多的国民党军队？这已是今天的中国人十分明白的事情。国共两党的斗争，说到底是根本不同的两种党群关系、军民关系的较量。一种是鱼水关系，一种是水火关系。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的胜利时，就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人民的胜利”。

　　新中国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了。新中国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地位。

　　没有民族的解放、没有人民自己国家的建立这个政治前提，人民群众是无法直起腰杆站起来的。中国有了真正的独立和主权，是人民群众能够当家作主的决定性条件。这是我们在谈论改革开放前民主问题时应该强调的观点。我们的国家叫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体叫作人民民主专政（不太用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叫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机构叫作人民政协，我们的政府被称为人民政府，我们的军队叫作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公安叫作人民警察，我们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叫作中国人民银行，我们的货币叫作人民币，中国最显著的历史纪念碑叫作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至上”“人民万岁”这不是一个空头政治口号，无论是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还是玩世不恭的、自作聪明的政客，都要在“人民”面前得到最无情的、最严格的检验。可见我们要读懂马克思主义、读懂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新中国成立70余年历史以及评论今天中国政治、思考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政治走向，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都静心地反复地掂量“人民”这个最为重要的关键词。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道路也是曲折的。我们不必也不能回避，在1957年～1976年的20年里，我们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果，“二五”计划期间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年均负增长，全部职工实际工资年均也是负增长。文革十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实际工资负增长，1976年比1957年还低。邓小平同志曾痛心地说，“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如何从根本上保证党的先进性，保证党的执政为民的宗旨不走样呢？关键的问题是解决党和人民的关系。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垂范，尊重实践，尊重群众。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这表现了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高风亮节。在取得巨大历史功绩面前，邓小平同志清醒地摆正个人与党的领导集体、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还发出“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警告。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并且鲜明地提出党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观点。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承前启后，把“人民中心论”发展到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如此把党性和人民性高度一致起来，可视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对党的宗旨、党的奋斗目标最贴切、最朴实的总结。这一提法后来又多次被重申。之后，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人民至上”，高呼“人民万岁”，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党性新的境界。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中心论”放在“九个必须”的头两条来阐述，足见其重要意义。《讲话》强调，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人民”被推上越来越高的位置，是同中国社会的发展，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同中国共产党的成熟程度密切联系的。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这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发展新的高度，是人类文明的新的成果。“人民中心论”的实践意义，必须给予高度评价。革命、改革都是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何为“解放”生产力？就是砍断束缚广大民众头脑和手脚的绳索，使他们有创造美好生活的自由！改革开放后，社会物质财富、文化财富真的如马克思所说，它像洪水般地涌现出来！这是精神变物质最为生动的体现。

　　03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的关键

　　在于党的自身革命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早已是党内党外绝大多数人的政治共识。正因为如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的系统工程中，党的建设就是其中的关键工程。所以，像40年来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以及其他纲领性文件中，把党的建设问题作为“压轴戏”出现的一样，《讲话》中的“九个必须”，最终一项便是这个关键问题。《讲话》指出，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是要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和“坚强的领导核心”！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主体（这是我们信奉的“主义”的根本观点）。党是主心骨、是“领导核心”。这二者的关系是百年来中国的最重要的政治关系。二者是否建立血肉关系、鱼水关系，成为决定我们民族伟大复兴成败的最重要问题。从党这个主要方面来讲，如《讲话》所言，“打铁必须自身硬”。中国共产党“力量在人民”，如何“取信于民”？不是民众口头上不得已的表态，而是发自内心的拥护你，跟你走，最实实在在的是你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党“硬不硬”，是否坚强有力的最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强有力，如同人的“无欲则刚”，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讲话》使人倍感振奋的就是宣示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讲话》提出这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因为这是社会主义政治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关键问题，是一个涉及执政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性质、关乎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一再被提出，并引起激烈争论。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巴黎公社实行普选制、监督制和取消高薪制等措施，认为这可以使国家机关“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十分重视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他把官僚主义者视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警告说，官僚主义者可能会把我们的事业“毁掉”。他提出，工人阶级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实行“两个保护”的重要观点：工人阶级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得受国家官僚主义的侵害；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又保护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是自己的国家。在十月革命后的百年社会主义实践中，反对官僚特权阶层问题反复被提出。提出相同或相似观点的人，政治面目不相同，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提出解决“官僚特权阶层”问题的途径和目标也各不相同。但是，这个问题被反复提出就值得高度重视，不能也不必回避。

　　中国共产党历来把反对腐败作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更大的决心和气势，以壮士断腕的勇气进行了一场震撼世界的伟大斗争，“打虎”“拍蝇”“猎狐”取得巨大战绩，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不代表任何权势团体，不代表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坚持党的宗旨，始终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个斗争是长期而复杂的。反腐斗争“永远在路上”。《讲话》强调三个“不代表”，凸显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高尚的政治目标和情怀。这场斗争的成功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功的关键。《讲话》亮明了反腐斗争的根本目标，将大大增强人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反腐斗争攻坚之战，其实是列宁主义事业的继续，是列宁、斯大林还没有解决的世界性难题。党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在法治国家，还要进一步解决党、民与宪法、法律的关系。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结合，即党的建议通过人民大表大会讨论、审议、形成法律。立法之后，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个三者的有机统一的实现，正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最大的政治优势。

（作者为民生智库特邀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