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计生委近期启动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几位主要负责官员先后赴各地方就医改及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开展调研。8月26日，微博实名认证为“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的章蓉娅就积极配合“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在微博上向国家卫生计生委提出了一条“实名建议”：取消卫干门诊和高干保健　　章医生的建议，说破了医疗特权化的现实，也道出了许多老百姓的心声。在大多数人看病难、看病贵的背景下，大量稀缺的医疗资源却被拿来向特权倾斜；领导干部在医疗上受到的优待，加剧了医疗资源分配的失衡，是特权对社会公平赤裸裸的伤害。

　　据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2006年曾披露的数据显示，政府医疗投入的80%用于为850万党政干部群体服务；新华社在调查时发现，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高达300万元；就在两个月前，广西还曝出投3 .5亿元建干部病房楼的消息。正如山西某医院副院长所言，“公费医疗造成的浪费不亚于餐桌上的浪费。”

　　医疗服务有奢侈与廉价之分，病房设施存豪华与普通之别，我们并不是不能理解，但问题在于，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提前下，首先应保证大多数人的看病需要，其次才是打造优势医疗资源、为少数人服务。一边是干部病房与特权医护的奢华与骄矜，一边是近期广东、北京等地卫生部门领导暗访时发现的不堪现实：老百姓挂号候诊两小时，看病才五分钟。这样的反差进一步加深了民生之痛。

　　事实上，卫干门诊和高干保健，不仅变相掠夺了普通民众的医疗资源，有与民争利之嫌，而且对干部本身也弊大于利。因为，特权医疗人为地割裂了干部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强化了干部的特权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就使得干部远离地气，对民生疾苦缺乏切肤之感。既然干部有了专属病房，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还能公费挂账，又怎么会理解普通民众的看病艰辛？

　　这就如同分到福利房的干部对保障房项目漠不关心，吃特供食品的干部对问题食品毫不介意，古时饱食终日的晋惠帝会说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何不食肉糜”；倘若任由卫干门诊和高干保健消解了官员作为普通人本应有的“民生痛感”，权力本应具备的责任意识难免变得淡漠，决策本应具备的为民指向难免出现偏差。

　　卫干门诊和高干保健也许能治干部的病，但却让权力自肥的顽疾日趋深重，也与中央倡导的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要求根本背离。倘若制度设计者还迟迟不对医疗特权化这一病灶开刀，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就无从谈起，老百姓看病难的局面就很难得到根本扭转，“新医改步入深水区”将成为一句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