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目前的智库建设，从咨询成果的供给方面来看，由于现代智库建设相对滞后，智库决策咨询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问题突出，难以有效满足各级党政公共机构日益增长的决策咨询需求。要消除决策咨询成果的供需失衡问题，需要以满足公共决策咨询需求为目标。因此，提升和优化公共决策咨询成果供给应成为我国推进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新目标和新方向。

供给和需求平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法则，也是社会发展需要遵循的一般规律。引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公共决策咨询和智库建设活动也不例外。国家或地区内的公共决策咨询活动是否实现供需平衡是评价公共决策咨询体系是否有效的总体标准。

从总体上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共决策咨询需求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上升的扩张性趋势；但是从供给方面来看，决策咨询的供给不会主动地满足决策需求增长，需要社会自身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适时推进智库体系建设，以实现决策咨询需求和供给的平衡。以欧美国家为例，为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对公共决策咨询活动的客观需要，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增加了一倍以上的智库，美国和欧洲现有智库有31%以上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创建的。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供给和需求出现不平衡是公共决策咨询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深入推进，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对决策咨询的需求日益高涨，迫切需要高质量的决策咨询产品和服务提供智力支撑。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阶段，各类公共决策活动提出的咨询需求前所未有。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然而，从咨询成果的供给方面来看，由于现代智库建设相对滞后，智库决策咨询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问题突出，难以有效满足各级党政公共机构日益增长的决策咨询需求。当前，我国智库建设主要存在的三个方面的供需失衡。

智库提供的决策咨询成果有效供给不足、供需对接不畅，决策咨询成果供给和需求在总量之间存在失衡。从总量上看，与美国比较，我国智库数量还有相当差距。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发布的《2015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统计，2015年，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美国拥有1835家智库，我国拥有智库数量达到435家。智库数量差距较大，并且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数量并不多，有的智库经常处于“休眠”状态。最重要的是，从智库实际影响力来看，我国智库还与之相去甚远，总体排名不高。从对接决策咨询需求来看，智库实际提供的咨询产品面临有效供给不足问题。由于成果对接决策渠道的缺失和“酒香不怕巷子深”传统理念等多方面影响，有的智库咨询成果仅仅停留在生产端，就被束之高阁，未形成有效供给，没有及时有效地与需求对接。

智库提供的决策咨询成果供给结构有待优化，公共决策咨询供给和需求在结构之间存在失衡。从智库咨询成果的内容结构来看，短期性、应付性研究成果较多，长期性、战略性和思想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各类党政机构的战略性决策咨询需求满足不够，这是我国智库建设在供给内容结构上的“短板”。从智库的专业化程度来看，智库建设追求“大而全”，有特色的专业化智库建设滞后。从智库的性质结构来看，官方和半官方性质的智库占据我国智库体系的绝对主体，社会民间智库极少。据相关统计，社会民间智库仅为我国智库总数的5%。社会民间智库具有良好的自主性和本土性，社会民间智库的发展滞后，一定程度上导致具有社会性和本土性的公共决策咨询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

智库提供的决策咨询成果质量有待提升，公共决策咨询供给和需求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存在失衡。从时间上来看，许多智库决策咨询成果是需求在先、供给在后，咨询成果是被动的、论证性质的后者是诠释政策性质的，形成领导先“命题”、智库被动“答题”、作“马后炮”“事后诸葛亮”的被动格局。从空间上来看，有的智库决策咨询成果严重脱离实际，缺少本土性的研究，难以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不少智库从事决策咨询研究总是从宏观战略角度献计献策，缺乏对区域和行业部门的长期性关注和跟踪，提出的对策建议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