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析思想模糊信念动摇现象的诱因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黄宗良

　　在中国，研究苏联模式不联系到中国，或研究中国道路不涉及苏联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剧变前的苏联与改革以后的中国，我在十多年前曾用“一个主义，两种模式”来概括二者的关系。后来，东欧剧变了，苏联解体了，不必跟踪研究了，我于是顺理成章地把侧重点放在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上。在研究中，我遇到这样一种现象和困惑：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美好的、本该很吃香的事物，为什么在有些人那里却不怎么吃香？这也是我心中长期困惑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据长期的观察、研究和思考，我觉得，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从国际情况方面来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解体，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苏联模式，概括来说就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一党过分集权、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和文化的一元主义；就其弊端来说，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在总结苏共丧权的教训时指出的，苏共执政搞的是“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思想垄断”；从发展的思路上，就是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其实优先发展的是军火工业），非常重视积累、发展速度和国家利益。在这种体制和总战略目标之下，一方面，苏联模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历史功绩应当充分肯定；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模式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失衡特别是农业的长期落后，不能很好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使广大民众生活的改善受到限制，特别是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积累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严重削弱了苏共执政基础。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受苏联模式影响比较大。那个时期不少已经长大的过来人，一提起社会主义，脑子里出现的便是不得饱暖的穷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肃反“扩大化”。在这些人眼里，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社会主义只能这样。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弊端所体现的那个样子，那么人们有理由不欢迎这种社会主义。

　　其二，从国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进入社会转型期后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和烦恼。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迈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但是，在这个社会转型期，也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和烦恼。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不加分析地把生态环境问题、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上学难看病难等社会问题，都归结到改革开放身上，甚至归结到社会主义制度上。这显然是不公道的，我们应该看看问题的另一方面。试想想，从衣食住行等人们生活的各方面，三十几年前与今天怎么比呢？那时，一家子三代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的并不少见；北京一百多万辆自行车，今天是几百万辆私家车；现在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民工，谁把一个随时可以通话、录音、摄像的手机当稀罕物？往大处说，中国一下子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上天入海，跻身世界前列。170多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从来没有现在这么高、这么大，这是世人公认的事实。

　　其三，从思想认识上来说，我国社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实上存在着“五个信”。

　　这“五个信”，即“真信”、“假信”、“半信”、“不信”和“无信”。“真信”真有，而且一直在主导着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它体现于中共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各种重要会议庄严通过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强调全党要增强“四个自信”。最可怕和最危险的是少数党政官员的“假信”，从那些落马的官员那里可以看到，他们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他们高调表态，只是为了取得权力地位，以满足私欲私利。党内党外不少人正是由于这些人的表演而由“信”走向不信、走向对社会主义事业半信半疑的。“无信”指的是一部分老百姓对“主义”、对“意识形态”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其实是正常的现象，他们守法、安分守己也就可以了。其实，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处于核心和主流人群的真信者从言论到行动坚决、坚强、坚定起来，这样，“假信”的市场就会缩小，半信、不信和无信者的一部分也会真信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中国的政治思想形势无疑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四，“左”的不良学风，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这种“左”的不良学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其首要表现就是宁“左”勿右，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各种思潮、流派。“左”的，不管“左”得多么荒唐，也被有些人称为“社会主义”。现在，有不少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持质疑态度，对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以为然。所以，只有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唯一正宗社会主义这一思维方式、这一误区中走出来，才能看到社会主义正是迄今为止广大民众所追求和向往的社会理想，也是当今世界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作者为民生智库特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