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组织人事报

　　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释放了不少利好消息，让广大专业技术人才倍感振奋，然而也有个别网友直言，“取消职称才是最彻底的办法”“教师职称不取消，多数教师就不能安心教学”，出现“倒职称”言论。

　　在全国两会上，记者专访了长期参与职称制度改革研究的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他对“职称无用论”进行了驳斥：“职称制度是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的基本政策，关系到广大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发展和切身利益，关系到科研人员的自身价值和学术水平的认可，它是一个指挥棒，可以让专业技术人才增强获得感。”

　　1977年《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一条消息令广大知识分子欣喜若狂：中国科学院提升陈景润为研究员，提升杨乐、张广厚为副研究员。“这年‘职称’概念首次被明确提出，这时职称是一种荣誉称号，是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能力和工作成就的认定，不少知识分子因获得职称挺起了腰杆。”吴江说。 　　198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决定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让职称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置，有明确职责、任职条件和任期。“从产生的效果来看，这项政策对专业技术人才有正确的导向作用，引导大家回归岗位，着眼于岗位职责。”吴江说。 　　时光荏苒，三十年后，职称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职称是通过对人才的技术水平评价，来实现国家对安全和质量的规范、保证。”吴江举例：“比如说助教和教授、实习医生和主任医师，这两类人员的技术水平高低，直接关乎是否误人子弟、草菅人命，技术含量越高关系的公众利益就越大，社会性越强。” 　　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职称制度，已逐渐显露出一些不能适应各种所有制中专业技术人才成长发展需求的问题。“特别是任职资格评定中，对资历、成果、论文、外语等标准的要求被沿袭下来，‘一刀切’等问题逐渐凸显，掣肘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涌现。”吴江说。 　　实践呼唤改革。今年初，《意见》在7300多万专业技术人才的期盼下应运而生。“用改革清除那些上蹿下跳，不踏实教书的人”“向基层一线倾斜，打破晋升必进城”……这些饱含希冀的公众舆论，折射出历经了30多年的职称制度，改什么、怎么改，都备受瞩目、事关利害。

　　新出台的《意见》对论文、职称英语、计算机不作统一要求，并下放评审权，有意向基层一线人才倾斜，向体制外延伸，推动高校、科研院所等人才智力密集的企事业单位按照管理权限自主开展职称评审。“这是回应社会关切、凸显问题导向的改革举措，切实落地后必将有利于建立健康的职称发展秩序。”吴江说。 　　在吴江看来，“倒职称”舆论是不理性的，“按照任职年限来评”等呼声更是一种重返计划经济“大锅饭”的错误思想。 　　“当然，这些言论也从侧面反映出旧制度不适应人才评价的现状，所以，这次改革是对职称公信力的一次重塑。”吴江认为，制度不能老当警察，规定这个门槛、那个限制，将人才固定在某些条框之中，而要充分相信人才，放手放权，做好调控监管，这样人才才能相信制度。 　　以破除“三唯”、放权松绑为主要亮点的《意见》，在各地引起了热烈的回响：广东省公布了全省首批168名拿到正高职称的中小学教师；在湖南，有223人申报中小学正高职称，其中一线教师占四分之三。 　　谈及职称改革的着力点，吴江认为，当前要做好的，一是保证评委会的公信力，阳光透明有申诉机制，人才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明确每个职称的代表作是什么，分类精准评价人才实绩。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意见》出台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进行了动员部署，今后还将制定相关的配套措施来打通制度落地“最后一公里”。“这次改革亮点很多、突破很大。发挥好职称指挥棒的作用，用好用活人才，从源头看，这正是职称制度设计时的初心。”吴江信心满满地说。

（作者民生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