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进一步发展应当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业层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实现，是必须坚持质量、速度、效益的统一，而不是GDP单兵独进，GDP崇拜将会扭曲正确的前进方向，贻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前程。经济发展有结构效应和水平效应。所谓结构效应就是通过创新，提升产业结构，向纵深发展。所谓水平效应，就是片面复制已有的产业结构，城市化最多是这样的效果。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前阶段，我们应当更重视经济发展。

一、GDP掩盖了太多的甚至是不好的东西

当人们倾心于、崇拜于GDP增长的时候，殊不知GDP掩盖了太多的甚至是不好的东西。

1．单纯的GDP数量增加，不能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的强弱

例如，如果GDP可以用秤称，单位美元的GDP是中国GDP的重量重呢？还是美国GDP的重量重？正确答案是中国GDP的重量重。原因在于GDP的物质构成，中国GDP的构成其相当部分是附加值很低的制造业，一些招商引资的项目虽然名为高新技术产业，但在我们这里进行的只是产业链的低端。此外还包括大量的房地产业，而房地产业里又不断出现鬼城。在我们的产业结构中，农业、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是相对的短边。而美国GDP的构成是知识产权产品、高精尖的制造业以及文化产品。一旦讲到文化产品，就不仅仅是好莱坞的电影，还包括大量的科技和理论书籍。历经30年的快速发展，当代中国经济更需要的是做强，过分崇拜GDP会扭曲我们前进的方向。

2．忽略了自给自足的部分

GDP只包括在餐馆的费用，却不包括自己在家里做饭的劳动支出；包括在商业修车处修车的费用，却不包括自行修理的费用；包括雇保姆、临时工的费用，却不包括自我服务、自己做家务的费用。再如，与城市相比，农村自给自足程度高，虽然农民货币收入低，但农民生活水平并不低。现在农民进城了，但并不代表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虽然农民的货币收入增加了，然而农民的所有消费都得用钱买，自给自足部分没有了，事实上，农民的生活水平有可能是降低了。我们千万不要为农民货币收入的增加而迷惑。如果考虑到失地农民今后的生活，问题将更加严峻。

3．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贡献没有被充分估计

在GDP中，自然的价格被忽略了。例如，矿藏、化石燃料、森林以及土壤的价格被大大低估了。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杜恩韦特在其《增长的困惑》中指出，“一个国家砍伐掉所有的树木作为木材销售，并将得到的钱在赌博中挥霍一空，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以人均GDP计算，该国可能更为富裕。”杜恩韦特写道，1977年出版了由荷兰记者沃特尔·范·代瑞等写的《自然的价格》，他们认为，如果核算自然资源的货币价格，将会使整个工业社会为之震惊，从而暂停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环境的道理亦是如此。GDP并不反映环境污染，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对GDP是正的效应。换言之，虽然环境的污染导致了各种疾病的增加，但GDP却增加了。人们再去治病，又可以增加GDP。

4．出口虽然增加了GDP，但不等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杜恩韦特指出，GDP数值中另一项歪曲的是出口，这些出口物从未在制造这些商品的国家消费。由于高额出口，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往往显示出较高的GDP增长速度，然而，由于出口所得往往被用于偿还外债的利息，其国民境况会变得更加糟糕。

我们的情况也与之相类似。我们用廉价的资源、廉价的环境、廉价的劳动力制造了便宜的商品，靠便宜的商品出口带动了GDP增长。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外汇，这些外汇只能在国际市场上用。在国际市场上买高新技术产品，通常人家不卖，于是又只好把这些外汇投资于发达国家的国债。如果这些外汇的币种发行国有意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我们的外汇储备真实价值将会大大贬值。这是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况，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5．人们的有些行为虽然可以增加GDP，但对于人们的福祉而言却是负面的，因而是被迫而为的，是无奈的选择，是非自愿消费

这一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淘气的小孩不小心打破了邻居家里的玻璃，要买玻璃给予赔偿，这种购买行为是可以增加GDP的，然而买玻璃的钱本来是要给爷爷看病的。又如，居住在机场附近的居民为了防止噪音，不得不购买隔音的双层玻璃，这也会使GDP增加，但却是无奈的选择。再如，严重的雾霾使得人们不得不购买空气净化器，或为了新鲜的空气远离本来的居住地，这同样可以增加GDP，但这样的做法实在是被迫的。

6．有些对人类福祉是有害的行为，却可以增加GDP

例如，严重的车祸比在公路上平安无事行驶的车辆对GDP贡献大。严重的车祸需要修车、修路、抢救受伤人员，这些对人们的福祉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却是可以增加GDP。

7．虽然GDP增加了，但如果消费品价格提高，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就会造成总体社会福祉的下降，特别是弱势群体福祉的下降

暂且不论社会分配不公，GDP的增加，并不表明人们的收入增加了，甚至掩盖了收入的降低。正确的做法是GDP中用于收入部分的增加必须快于物价的提升。如果物价的上涨快于人均收入的增加，增加的消费能力很可能被提升的消费品价格耗尽。如果分配不公，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就会蒙受损失。杜恩韦特写道：“一个古老的类比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如果剧场中每个人都站起来以期看得更加清楚，则人人都没有优势。如果某些人——退休金领取者或失业人员——因为收入增加少无法‘站’起来时，此时他们的状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即使他们较以前的钱更多一点，但他们仍然无法维持先前的生活水平”。

作为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底怎样才能提升人们的福祉，而不是单纯对GDP的追求。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荷兰经济学家吕菲·休丁就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产出减少，其国民的境况可能会更好。他列举了6个决定生活质量的因素：

（1）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及生活的质量；

（2）人们享有的环境质量，包括空间、能源、自然资源以及动植物的物种多样性；

（3）人们用于休闲的时间比例；

（4）可动用收入的分配是否公正；

（5）工作条件的好坏程度；

（6）未来的安全性。

杜恩韦特又续了5条：

（1）人们的健康水平如何；

（2）文化活动水平，教育水平及享用权；

（3）住宅的质量；

（4）形成令人满意的信仰或精神生活的几率；

（5）家庭及其幸福。

上述标准体现了人们对既有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我们应当认真汲取，切实破除对GDP的崇拜。

二、对GDP的崇拜影响了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马克思曾经论述过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指出由于对商品和货币简单而痴情地追求，严重扭曲了人们的行为。同理，对GDP的崇拜同样扭曲了人们的行为，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的行为，影响了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影响了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GDP崇拜表现为：

1．一切为了增长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内容是丰富的，是多方面的，然而对GDP的崇拜完全扭曲了这样的目的，为了增长而增长，对GDP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心，见物不见人。GDP数字单项指标独进，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衡，例如，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的失衡、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失衡，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失衡，是因为经济发展的收益更多地进一步被用于发展，而不是人们的福祉。

2．GDP崇拜形成了地方政府的GDP竞赛

在市场正常运行的情况下，GDP应当是有质量的，因为约束硬化的企业其产品和服务必须得到社会承认，必须实现马克思所讲的“惊险的跳跃”。然而，在GDP崇拜的情况下，特别是GDP的增长直接表现为官员的政绩，并影响到官员乌纱帽的时候，GDP在一定情况下就可以被有意识地制造出来，就可以被有意识地夸大。于是，我们看到了各种亮点工程，看到了高耗能和低层次的产能过剩难以调整（难以调整的重要原因在于地方保护），看到了一些地方政府有意无意地与污染企业站在一起，忘记了为人民群众、为子孙后代看护好美好环境的天职。GDP崇拜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今难以有重大成效。

3．对GDP崇拜还表现为痴情的、不分经济发展阶段、不分青红皂白的招商引资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所谓招商引资，就是用我们不能移动的、相对充裕的，交换别人可以移动的、对我们而言相对稀缺的。例如，用我们不可移动的土地、不可移动的环境、不可移动的税收交换别人可以移动的资本和技术。既然是交换，就应当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就应当有是否划算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大举承接外来产业转移有其合理性。今天我们的资本已变得并不稀缺，又处在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我们对招商引资应当要进行认真反思，实践证明，招商引资从来招不来先进的技术。个别地方政府给被招项目相当优惠的条件，违背了等价交换的原则，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们一方面倾心招商引资的过程，一方面严重忽视了当地本身的制造业和民族产业。这方面的例子在当今中国比比皆是，应当引起社会各阶层的足够重视。

4．GDP崇拜还表现为政府要为GDP增速设定一个最低的底线，一旦低于这个底线，似乎就超越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甚至来自于社会的无形压力会迫使政府采取刺激措施

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刺激措施只能平面复制原来的产业结构，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错失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良机，而且进一步会产生更为严重的问题。这里有一个怎样看待经济危机的问题——到底是快速地发展经济、单纯地追求GDP破坏了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呢？还是经济危机破坏了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正确的答案应当是单纯地追求GDP、快速的经济增长，破坏了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经济危机阶段只不过是市场机制的一种自我修正和自我调整。反映过度的经济刺激阻断了市场机制的自我修复，只会使问题更为复杂。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深刻地指出，“对于危机只有让它自己治愈自己才是可取的，任何人为地恢复都会令那些在萧条中未能调整的剩余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会产生出新的问题，再造成另一次更严重的商业威胁”。

社会对GDP增速的心理承受程度不能来自30年快速增长的暗示和一些不负责任的说教。一旦在人们心目中把GDP增速忽悠太高，就会产生极为复杂的问题，政府就会进行迫不得已地刺激，并在不知不觉中违背经济发展的规律。由是而言，我们应当清楚地告诉人们GDP的真正含义，以及GDP掩盖了什么。要清楚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识一国经济特定发展阶段的自然增长率。所谓自然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知识水平和制度环境下，不受紧缩政策或扩张政策等外来因素的干扰，本身固有的增长率。这样的增长率是与既定条件相协调的，是决定条件下的一种均衡。改变自然增长率的关键是技术条件和组织变革。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必须做强的历史阶段。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与发达国家大体相当的产业布局，但我们技术层次偏低。进一步发展应当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业层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实现，是必须坚持质量、速度、效益的统一，而不是GDP单兵独进，GDP崇拜将会扭曲正确的前进方向，贻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前程。经济发展有结构效应和水平效应。所谓结构效应就是通过创新，提升产业结构，向纵深发展。所谓水平效应，就是片面复制已有的产业结构，城市化最多是这样的效果。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前阶段，我们应当更重视经济发展。

李义平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