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已经顺利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型，不同于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的转型，此时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总体规划和路线图，进一步推动和深化改革，调整发展战略，并采取综合性的应对策略。

      我国加快结构转型面临的国际压力

       回顾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国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转型是十分成功的。今后一段时间，我国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社会结构转型，面临着空前的国际压力。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原有供求关系被打破，去杠杆化使得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政府缩减财政支出，居民压缩消费增加储蓄，由此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下降，这给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另外，全球市场还正在发生两个深度变化：一个是世界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为了重塑国家优势，纷纷实行再工业化，各国正在采取战略措施，大力支持本国发展新能源、生物、信息、航天航空等产业，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这对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会形成“高端挤压”效应。另一个是，金融危机之后，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它们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新兴发展中国家替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势头，就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替代亚洲四小龙一样。这种变化，对我国是一个严峻挑战，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受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端挤出”效应。

      可供我国选择的有两条战略途径：一条途径是调整国内需求结构，培育有活力的国内消费市场；另一条途径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化，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型的产业结构。从这两条途径看，都面临着比较大的困境。从需求结构看，扩大内需特别是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关键是要大幅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培育和构建中等收入群体，以此形成“消费型社会”。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就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降低政府、企业和高收入者在国民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比重。但是，多年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成长、不利于扩大消费，而有利于储蓄和投资的变化趋势。调整需求结构，扩大消费需求，我国既面临着体制的系统性障碍，又面临着政策安排不到位的缺陷。只有加快改革，不断完善和落实政策，被压抑的社会消费需求才能得到释放，“消费型社会”结构才能建立。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产业结构看，我国产业要想从低端向中高端方向转化，当前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产业结构层级尚处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这是一种典型的生产型社会的产业结构，供给长期超过需求，产业结构严重偏向制造业。在此情况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农业看，农业现代化主体缺位，工农业发展差距大。由于土地资源非农化步伐加快，劳动力非农化步伐缓慢，为了在有限的土地空间上取得最大收益，农民只有不断增加物质投入，最终造成农业生产成本持续增加，收益率下降。面对收益率下降，农民没有能力对农业现代化进行投入，而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又不愿过多承担本地农业现代化责任，当中央政府的公共投入增长无法满足农业发展需要时，农业现代化进程必然滞后。但问题是，对于一个13亿人口大国来说，如果农业不实现现代化，是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

     第二，从第二产业看，制造业“大”而不“强”。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产业升级面临困难。由于我国还未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完整的生产技术体系和商业销售网络体系，大量产业只能集中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企业很难获得高附加值、高利润。要想获得较多的附加值和利润，只有靠扩大规模或压低劳动工资。但在美欧国家对中国需求下降、国内工资成本不断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工业规模扩张将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另一方面，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差，产业无“芯”。要想改变国际分工地位，向产业链的价值高端发展，就必须提高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第三，从第三产业看，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既有总量不足问题，又有严重结构性矛盾。从总量看，在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安排下，农民难以进城落户，使得人口无法在城镇实现有效集聚，当城镇人口不能集聚到一定规模时，服务业需求总量就上不去，由此导致服务业发展缺乏需求空间。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城市化率如果不超过60%、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达到60%以上，是难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从内部结构看，由于制造业两头在外，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大量延伸到国外，又造成国内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发展不足。此外，我国服务业产品创新不足。服务品质和技术水平不高，在组织规模、管理水平和营销技术上与国外服务业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难以支撑产业结构转换。

      第四，高投入、高物耗、高能耗产业比重过大，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低劳动成本、低土地价格、低资源价格、低污染成本、低汇率作用下，产业结构提前、过度进行资本深化，导致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高资本投入、高物耗、高能耗，是一种典型的高投入式、外延型增长方式。

     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应对策略

      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是在中低收入阶段，受既有财税体制刺激，以地方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以出口为导向，利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资源价格低和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借助外资、国企、民企三股力量建立形成的。不对体制进行改革，不建立新的激励和考核机制，不建立“消费型社会”，经济结构就很难实现调整和转型。

      第一，将经济增长速度降到合理区间，促进我国由高速、粗放型增长向均衡增长、可持续发展转变。今后，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过度依赖工业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培养结构性增长动力，支持需求结构调整，实现由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消费型结构转换；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发展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支持资源要素结构配置和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开发新技术，降低物耗、能耗和环境成本等方面，最终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转化；支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社会结构向市民社会转型。

      第二，要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培养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促进我国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扩大内需开拓国内消费市场，建立“消费型社会”，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当前，拓展和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有三条途径：一是大力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断减少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要让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既快于政府和企业所得增长，又快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二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跨入高收入国家的一个标志是城市化率超过70%。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为52.6%，其中还包括2亿人未落户城镇的农民工。因此，要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消化过多的工业产能，就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同时，要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也需要农民进城集聚。

      第三，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支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我国经济实现高端化、低碳化发展。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服务业快速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为适应建立消费型社会创造供给条件。今后，为顺应人口不断向城镇集聚的趋势，应统筹协调城乡服务业发展关系，实现城乡服务业一体化发展，我国各级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支持面向城乡居民生活的商贸服务、旅游服务、家政服务以及文化服务业的发展。二是改变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不断降低低端领域和环节的产出，增加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出量。三是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应充分利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革新产业结构，调集社会力量，集中优势科技资源，积极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四是积极推动能源供求结构调整。要放弃高碳发展道路，必须进行一场新的能源革命，着手研究、推广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和低碳技术，为低碳式增长提供资金、技术和制度援助。引导需求结构变革，支持节能降耗，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包括税收政策、碳排放标准、用电门槛、市场准入等，提高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成本，将重点行业的落后产能挤出市场。

       第四，改变贸易结构方式，促进我国从出口导向向对外投资转变，从出口低端产品向出口高端产品转变。在我国产业走高端化、细分化之路的过程中，应该逐渐减少低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高端产品出口。同时，利用多年积累起来的资金和人力资本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身的产业生产技术体系和国际商业销售网络体系。因此，要加快资本流出的市场化进程，取消对私人资本流出的限制，允许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围绕资本流出的市场化，政府应提供便利化服务，并进行必要的管理。

       第五，加快推进体制改革，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创造制度条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意味着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获取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大变迁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将由少变多、中等收入者占全社会比重由少变多、国内消费占GDP比重由少变多。目前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更多的是适应“三少型”社会，为实现向“三多型”社会的转型，必须加快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体制方面，清理和消除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社会结构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鼓励社会创新，支持企业技术进步，引导经济增长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扩张实现，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

     马晓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