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

2013年４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重要批示。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作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包括四个重要内涵：一是把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表述，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二是指出我国智库发展相对滞后，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既指出差距，又表明发展需求迫切、空间很大。三是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智库发展的基本方向。四是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其落脚点是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5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主持召开“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

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决策机制越来越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不仅大大地增强决策的信息透明度，还扩大了决策的社会参与度，尤其是决策所需要的重要信息、专业化知识、国际经验、政策评估等方面的需求与日俱增。

由此我国开始进入建设中国特色智库的新阶段。这就是打造一大批“国家急需、国际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的中国智库，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庞大思想市场、巨大智慧财富的新局面。

那么，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它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是什么？如何认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和特征？我们作为大学智库，又该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呢？

我从事国情研究与国策研究已经有20多年了，一直在探索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如同“摸着石头过河”，从专业化到知识化，从知识创新到知识集成创新，从专业成果到思想成果，从个人研究到团队研究，从个人智慧到集体智慧，从非正规机构到正规机构，从国内影响力智库到国际影响力智库。

本文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个主题，从自己创办智库的实践与经验的角度回答以上问题。在我看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长期实践问题，不只是一个目标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如何不断实现问题。我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和体会。

一、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从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需求看，中国需要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高水平、高质量智库。从国际竞争的多样性来看，世界主要国家间不仅有经济、科技等硬实力的竞争，还存在着思想、文化、话语权等软实力方面的激烈竞争。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硬实力已经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的跃升，中国从成为世界第十位经济体上升至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第二十九为贸易体上升为第二大贸易体， 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经济增长贡献、减少贫困贡献、和平发展贡献。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名副其实的第二大综合国力强国。按八大类战略资源、18个量化指标计算的综合国力，中国占世界总量比重已经从1990年的5.60%提高至2010年的14.39%，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从4.32倍缩小至1.22倍，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综合国力国。 与中国“硬实力”迅速上升相反的是，中国还缺少“软实力”，尤其缺少国际舆论话语权、国际学术影响力，缺少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改革的权威解读，也缺少在世界重大问题上提出“中国主张”或“中国议案”。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2全球智库年度报告》，世界前100名的智库中，中国只有7家入榜。尽管该报告在搜集数据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无论是智库的数量还是智库的质量（排名），中国均不占优势，属于典型的“后来者”。不过中国有可能成为“后来居上”者，这就需要中国智库实现跨越发展，勇于登上“世界舞台”，与西方智库“同场竞技”、“同台比武”，也“同台合作”、“同台协商”。因此，建设一大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中国提高软实力的战略需求，也是适应中国不断提高的世界地位与作用的客观需求。

从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政治需求看，需要一批专业化程度高、综合分析能力强、战略谋划能力强、决策服务能力强的优秀智库。我形象地比喻东方巨人需要“两个大脑”，即包括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政府智库的“内脑”，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以及大学智库的“外脑”。无论是重大的、长远的战略决策，还是紧迫的、短期的政策决策，“两个大脑”总比“一个大脑”更聪明得多、智慧得多、远见得多。事实上，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越来越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也为各类智库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以国家“十二五”规划战略研究为例，就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各方面力量开展的重大课题研究，通过委托研究与公开招标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70多家科研机构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70余篇、35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成果凝聚了各方智慧，对“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从国内发展的社会需求看，当前中国正处于各类矛盾凸显期、各种思想观点交锋期，“无奇不有”的社会现象，“五花八门”的社会思潮，各方都在争夺“国内话语权”。中国社会亟需有影响力的智库提供准确信息、专业知识、正确观点和深刻思想；中国智库也有责任以高质量的智力产品回应民众重大关切，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开辟启迪民智、凝聚民心的新途径。这不仅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迫切需要。

为什么党中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有什么背景和要求呢？刘延东副总理在2013年5月30日座谈会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中国的大学在建设智库方面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此刘延东副总理还特别提到，高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生力军和各学科人才聚集的高地，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力量，要以服务决策为导向，以提升能力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依托，努力打造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

从全社会的视角看，高校作为国家最优秀智力资源高度集中的组织，是创造新观念、新知识的重要源泉。高校应更好地承担起服务决策、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的四大使命，以创新为核心理念，紧密围绕着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出思想，谋战略，建言献策，及时、适时提供更具有指导性、战略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思路、政策建议，为国家战略需求提供一流的咨询服务，通过独创思想、独到观点等知识产品对决策者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为此，中国高校尤其是名牌高校要有意识地打造高端的、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二、如何认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什么是智库？“智库”是“智者之库”。它是一个国家的智者集聚之地，要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在国内，我们是“国家智库”，不是“私人智库”，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在国际上，我们是“中国智库”，不是“美国智库”，要自觉代表中国核心利益，自主发出中国话语权，是“南方智库”，不是“北方智库”，要自觉代表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强力发出南方声音。

智库还是思想库。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知识和思想的组织，创新主意、创新理念、创新思想是思想库最重要的产出。其根本任务，就是通过将中国发展和变革的实践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承担好国家未来目标的“瞭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决策的“建言者”和国家治理的“监督者”四大角色，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看得更准。

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除具备智库的共同特点外，还应具备“特”、“专”、“新”、“优”的鲜明特征。

一是“特”，即要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相比其他智库，首先是国家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南方国家，不是北方国家。虽智库的形式相同，但性质根本不同；虽研究方法相同，但立场根本不同。其次是客户不同，我们最大的客户就是党中央、国务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还要想国家之所未想。三是客户的价值与需求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所提供的决策知识，一定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

二是“专”，既要专业化，又要职业化。这是一流智库的最重要的特点。作为专业化，就是某一领域权威的专家，能够与同行竞争和对话，也能够为同行所认同和尊重。作为职业化，就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长期专题研究、深度研究、跟踪研究，做到融会贯通，不仅高出一筹，还要独树旗帜。无论是专业化还是职业化，都是时间的增函数，需要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智慧资本的不断积累、持续积累、长期积累。

三是“新”，既要创新理念，又要创新组织形式。不拘一格办智库，集思广益谋创新，集学术智慧、人民智慧、国家智慧之大成，还要集历史智慧、世界智慧之大成。

四是“优”，不断创新质量高、影响深远的思想和智慧。及时提供高水平、可行性的发展思路或政策方案，不断发表有深度、有影响、有标志的优秀学术成果、代表作。

概括地讲，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两个服务”，即全心全意服务人民，服务国家；争做“两个一流”，即做中国一流和世界一流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的智库；实现“两个贡献”，即为中国、为全人类贡献知识、思想和智慧。

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中国与世界，未来的中国不是“大师（个人）”的时代，而是“智库（团队）”的时代。智库不是“个体户”而是“集体”学术共同体，不是“个人”知识而是“团队”的各种知识集成。由此，智库作为一个高效率的知识创新组织，如同“知识企业”，与个人相比，集体效率优于个人效率，集体知识优于个人知识，集体智慧优于个人智慧。

三、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智库建设之路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是一个较为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也是一个干中学、学中干、“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我们独辟蹊径，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前进，不断提高，初步形成了一套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有效方法，基本找到了一条以国情研究与国策研究为根本的智库建设道路。

我从1986年开始从事专业化的国情分析研究，到2000年创立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情中心”），再到2012年国情中心升格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既长期参与智库研究，也长期亲手建设智库，至今已有近30年。回顾这一历程，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86-2000年），作为智库建设的先行者，我们于1986年创立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以下简称“国情小组”），这是不同研究所组成的跨学科课题组，不是“实体智库”，而是“虚拟智库”。这一阶段，我们借助多种研究方法对中国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条件和重大问题进行全面研判，为党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咨询意见。从1998年开始，我们创办了《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在第一时间将国情小组的最新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成果送达高层决策者手中，还为许多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上呈最新研究成果的通道，为智库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个阶段（2000-2011年），我们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的支持下，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这一阶段，中心从“虚拟智库”转变为“实体智库”。其最重要的产品，就是每年不定期发行的《国情报告》（含《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到2011年底，历年发行的《国情报告》已经编成14卷（1998-2011），每年1卷，共计27册，除1998年为1卷1册外，其余年份均为1卷2册，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和社会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系列报告强调政策建言的时效性和对重大决策的影响力，先后获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批阅数以百计，显示出极大的学术正外部性、政策正外部性和政治正外部性。

第三个阶段（2012年至今），根据清华大学提出的新百年建设目标和要求，原国情中心于2012年1月正式升格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由我出任首任院长。至此，国情中心的智库建设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正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情研究院积极联合清华大学其他哲学与社会科学相关院系构建“科研实体加研究网络”的智库，采用跨学科方式开展中国问题研究，设计中国中长期战略，认识和总结中国之路，加快建设世情、国情、党情和区情“四位一体”的研究体系，旨在建成以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公共政策研究为导向的决策思想库和当代中国研究基地。

我们以《国情报告》打造中国智库品牌。截至2013年年底，累计已出版《国情报告》正刊1034期（正刊）、专刊等205期，共计1239期。2012年，党建读物出版社和社会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国情报告》丛书，共计14卷，27册。该丛书列入新闻出版总署“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同时是清华大学“985”（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工程支持项目。该项目属于大型优秀公益性出版项目，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参考价值。国情研究院的成长之路表明：中国智库的建设不是靠挂牌子、找名人、戴高帽，而是靠“天天读”中国这部“天书”，“天天写”中国这部“巨著”，留下记录和认识当代中国的“白纸黑字”，培养研究和设计中国的高端优秀人才，惟此，才能随着时间的久远就愈发显现出真正可宝贵的价值。

结合党中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从长远来看，我们认为国情研究院作为大学智库，当前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内外重要影响力”。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学术影响力，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外最好的学术刊物上特别是当代中国研究刊物上不断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要采取有力措施，组成团队，选择前沿课题，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二是政策影响力，就是以《国情报告》为平台，持续增强我们在高层决策界的声音，既是学术界与决策界之间的信息桥梁、知识桥梁，更是发出“清华声音”，提出“清华建议”、“清华方案”，在关键问题上为关键人物提供关键信息和建议。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和学术优势，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强化这一优势。三是社会影响力，就是要主动与主流媒体合作，成立各种形式的写作小组，有针对性地发表有影响力、有深度的评论性文章。这些评论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取决于其对国家有关重大决策的实际影响和长远影响。四是国际影响力，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里独树旗帜，代表中国学术前沿，代表中国学术学派，主动积极参与全球智库的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

四、中国智库建设的实践总结

我把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建设新型智库的思路和实践总结为“三个定位”、“两个结合”和“四个建设”，即从中国特色、高校品牌和世界一流的目标定位出发，坚持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决策咨询与教书育人相结合，推进文化建设、团队建设、平台建设和机制建设。

第一，坚持中国特色、高校品牌和世界一流的目标定位。“中国特色”，就是要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风格”为特征，以形成“中国学派”为使命，以“重大矛盾与关系”为主题，以专业化研究为手段，以“综合集成”为方法，拓展中国道路、完善中国制度、概括中国理论。我们比较自觉地学习毛泽东、邓小平大战略的思路，与社会科学的专业化相结合，不仅是定性的，更是定量的，不仅是专业化的，更是思想性的，不仅是具体领域分析的，更是战略思路的。

“高校品牌”，就是要适应高校人才特点，突出高校领域专长，整合高校研究优势，打造智库所依托的“高校品牌”。我们通过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和决策建议，在国家重大经济社会战略决策和国家中长期规划中不断发出“清华声音”、“高校声音”，形成“清华特色”、“高校特色”，打造“清华品牌”、“高校品牌”。例如我们评估国家“十五”计划，参与国家“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和总体设计，参与国家中长期教育和改革发展规划、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又如我们关于2020年中国的研究，至今已经研究了3次，现在准备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进行第四次研究，即国家“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在关于2030年中国的研究基础上，我们正在研究“伟大复兴”课题。

“世界一流”，就是要不断强化智库的国家使命与社会责任担当，提升智库对国家重大决策的正面影响，提升国际竞争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版了英文著作10部、日文9部、韩文1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2020中国：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10年），成为目前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三位中国学者的著作之一（其他两位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 和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 ），我们即将由世界最大科技出版社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2030中国》、《中国：创新绿色发展》、《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等，还会引起更大的影响。我们正在努力使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数量和权威度跻身于世界前列，争创“世界一流”，将中国高校智库建设成为能够与世界一流智库直接对话的研究中心、研究基地。

第二，坚持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决策咨询与教书育人相结合。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就是“两条腿走路”，兼顾基础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直接相关的应用研究，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以政策研究为导向。我们的研究共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基础研究层次：研究中国国情与中国道路，从学理解释中国之路的成功之道。第二，重大战略层次：设计中国发展目标，参与制定重大国家战略与规划，建设具有国情与国策专业优势的思想库。第三，重大公共政策层次：从事发展挑战与对策研究，研究不同时期中国发展重大挑战的性质、背景和原因，提出应对挑战的科学思路与方案。

决策咨询与教书育人相结合，就是研究成果不仅要成书、成文或报告，服务决策、促进发展，还要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传播知识，教育学生。我们的“国情研究”不仅广泛吸纳知名学者参与其中，还以此成为“教书育人”的大课堂，让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青年教师在接触真知识、真问题、真方法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增长本领，提升才干。

三是推进文化建设、团队建设、平台建设和机制建设。其中：文化建设，是智库建设的灵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已经形成了建设新型高校智库的组织文化。我们的追求是“与中国兴盛同行，与中国开放相伴，与中国变革俱进”；我们的宗旨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我们的理念是“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还要想国家之所未想”；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国家未来目标的“瞭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智库的“担当者”。

团队建设，是智库建设的关键。要建设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骨干队伍，充分动员和训练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形成师生互动互补、教学相长的良好局面，使智库带头人的经验和智慧、研究骨干的知识和能力、学术新秀的才干和冲劲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激发，实现整个团队知识贡献最大化。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培养出16名博士、21名博士后，他们已经成为高端国情研究人才和专家。

平台建设，是智库建设的渠道。我们以《国情报告》作为决策咨询平台，形成服务决策的渠道和品牌，为中央领导和省部级领导同志提供世情、国情与区情的重要信息、决策知识和政策建议。这本身也成为我们的写作平台，反映并记录了不同时期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以及我们如何思考与应对。

机制建设，是智库建设的活力之源。包括形成激励相容的考核机制、奖励机制和团队协作机制。特别是我们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科研以及政策咨询相结合，学术带头人、研究骨干和学生共同参与的“小班制”，包括研究生培养、课题研究和文稿写作三类“小班”，将智库成员研究方向与课题聚焦领域统一起来，科学配置研究力量，以老带新，以课题促科研、促教学。同时，根据不同成员的研究方向和个人专长，为他们设置有计划、有时效、达到一定强度的评论性短文写作任务，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写作能力训练。每一次短文写作训练，从我的角度，都需要选择好的题目、创意好的思想，加强具体指导，严格把关；从智库其他成员的角度，都需要以写出高水平的短文为目标导向，系统地研读相关《国情报告》，充分地占有智库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汲取其基本思想，揣摩其语言特色进而在新写出的文稿中彰显“国情文风”、“国情特色”，并且不断修改、不断“打磨”，使文章成为达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评论专栏、《求是》杂志、《红旗文稿》等平台刊发的精品文字，使我们作为智库不仅具备专业化的研究优势，还具备“提笔成文”的写作优势、第一流的“笔杆子”乃至高级政治秘书的人才培养优势，使国情研究院成为“专家+秀才”式高端人才的摇篮。

五、结语：走自己的路，实现跨越发展

世界一流智库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建设中国新型智库，对中国高校的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更切实的要求。根据《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2013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位居世界第52位。实际上从第三方的评估来看，清华大学已经属于世界一流大学，但是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年初发布《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 在中国大学智库中，只有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世界排名第63位。尽管这一排名有许多缺陷，但是也反映了清华大学的智库尚未进入国际视野，一流智库建设仍任重道远。

尽管我们尚未跻身世界一流智库行列，但在中国问题研究上，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独具特色的基础，不要迷信西方智库，要做到立足中国、研究中国、理解中国，“不唯洋书、不唯洋人、不唯洋智库、只唯实。”实际上，作为我们的竞争对手，西方智库对中国的判断和未来的预测常常一错再错、错误百出。例如，以最著名的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为例，他们受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委托主持长达二十年时间的全球趋势研究，2004年12月发表《全球趋势2020：绘制全球报告》的预测表明：到2020年中国国内产出总值将超过单个西方经济强国（除美国之外）。 2008年11月，该委员会发表《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专题报告，该报告中的综合国力为GDP，国防支出，人口以及技术四大类战略资源占全球比重的加权平均。该预测认为美国的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将从2005年世界的四分之一下降到2025年的22%，略有下降，而中国则从2005年的11%上升到2025年14%，略有上升。这意味着美国综合国力相当于中国的相对差距从2.27倍缩小至1.57倍。该报告再次预测：如按目前态势发展下去，中国到2025年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早在2010年，中国的GDP就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该报告的预测提前了15年。为此，我们作为世界一流智库的后来者、追赶者，的确需要学习借鉴西方智库，但更重要的目的还是追赶西方智库、超越西方智库；我们需要向竞争对手学习，在学习中自我完善，自主创新。

中国是一片充满生机的沃土，我们要深深扎根其间，每天细细地吸收这沃土中的水分和营养，培育出参天的学术之树。我们有意识地将学术种子播撒中国大地，使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进而茂密成林，使当代中国研究更加深广，使“中国学派”英才辈出，使“中国风格”蔚为大观。我们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广泛参与全球智库竞争，在世界舞台上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及时地发出“中国声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做出更具独创性和重要性的、更高质量的知识贡献、思想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