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经济空间格局进入了一个“理性集聚”(Smart Agglomeration)和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完备的市场体系和不完备的中央地方财税体制下，在“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下，在中央和地方的多次财政刺激下，我国地区经济发展表现出“非理性集聚”特征，出现所谓“过疏过密”的问题。

特别是在最近十年来，随着城市新区、开发区和房地产的大规模开发，除了少数大城市中心区之外，中国城市与地区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密度不足症”。

建城区所承载的人口和产业不足，一方面导致大量城际或城市内部基础设施投资不能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从而造成地方政府债务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高升；另一方面也严重阻碍了城市应有的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多样性、网络联系和协同创新。

即使是被普遍认为“拥挤”不堪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心区，其实与新加坡等世界城市中心区相比仍然呈现出“密度不足症”，严重影响了中心区的便捷性和工作效率。

事实上，随着新的交通、建筑、绿化和智慧技术的发展，大城市中心区可以而且应该进一步提高密度，以提升其集聚效应、辐射带动效应和创新能力。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未来中国市场体制将更加完备，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将更加明确，政府效率将进一步提高。为了进一步激发市场创造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必须实现理性集聚，优化经济空间，塑造中国经济新版图。

首先值得期待是，建立统一的国家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统一的市场体系，为要素和活动在地方之间、城市之间的理性集聚创造条件。

其次，针对要素和产业在区位选择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采用机制设计和稳定匹配理论，建立中央和地方多层次的招商投资服务平台、资源交易与匹配平台、专门化产业服务平台。

第三，在建立统一的国民收入账户和企业账户的基础上，建立国民和企业信用体系，发展供应链金融等产业集群金融，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理性集聚。

还有就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需要运用大数据方法，根据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和发展定位，实现要素、企业与地方的“推荐”与“匹配”，获取匹配经济、撮合经济和“媒婆”经济，促进经济理性集聚。

在未来二十年转型发展期，在以市场化改革为总目标的前提下，应对全球化和智慧化时代的挑战，发挥我国政府特有的信用、信息、引领、撮合作用，推行要素和产业的集聚管理，实现中国经济的理性集聚，建设地方化经济生态系统，是获取经济内生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必由之路。

沈体雁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