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企业家日报

　　著名诺奖经济学大师布坎南说，现代经济学“已经迷失了救世的激情和公平的梦想”，科斯最近也感慨：经济学沦为了“飘在空中的学问，——已经坏掉了”。斯蒂格利茨则明确提出“新古典经济学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经济是有效率的，但是，一旦引入不完备市场和不完全信息更接近现实的假设以后，帕累托效率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可见现代经济学已经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新经济规律。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经济下滑，环境污染、灾害频发、贫富差距明显拉大。面对这些难题，源于工业时代的经济学除了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完全拿不出有效的药方。学界开始反思：现代经济学已经失灵，适应信息时代的新型经济学将应运而生。

　　两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从李嘉图到凯恩斯，从马歇尔到科斯，无不源于亚当·斯密。首先是“看不见的手”，这是亚当·斯密的最主要的贡献。为了摆脱中世纪的“神创论”的统治理念，亚当·斯密旗帜鲜明地为个人利益正名，在哪个年代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有重要意义的。然而，这个理论鼓励无节制的自私和贪婪，这就为后来社会留下了祸根，借用印度前总理甘地的话说，“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张五常先生最近在《经济学为何失败？》的讲演中也提出，“自私可以使人类发展，也可以使人类毁灭”!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亚当·斯密的后继者们，不但没有进一步解决他留下来的议题，而是用简单化、绝对化的方式把原本留有巨大缺陷的理论推向极端和荒谬，最经典的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作者认为“均衡的最一般的意义是指经济事物中有关的变量在一定条件的相互作用下所达到的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又说“经济学的研究往往在于寻找在一定条件下经济事物的变化最终趋于相对静止之点的均衡状态。”（见该书P21）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静止的思维方式和理念，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理论会走到如此脱离实际的地步。正是这样的理念，导致了今天世界各地，从理论到实际的种种乱象。

　　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突破，影响最大的无疑就是“凯恩斯革命”。针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凯恩斯在1936年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变革方案是非常实际的。一方面，它突破了只考虑“看不见的手”的偏向，承认和重视政府的干预，为新政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在反驳自由市场可在长期内实现自动均衡时说，“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

　　然而，凯恩斯并没有深入到最根本的理念，也没有对“看得见的手”带给经济的负面影响做深入探索。正因为这样，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大幅度回潮。正如朱特的《沉疴遍地》所描述的，在这三十多年里，西方世界危机频发、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加深。

　　1991年诺贝尔奖得主科斯被西方认为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创始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他一生所致力考察的不是经济运行过程本身，而是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即运行的制度基础。他的产权理论发端于对私有制度涵义的界定,通过对私人产权的定义,对由此产生的成本及收益的论述,从法律和经济的双重角度阐明了私有产权理论的合规性。

　　科斯认为，产权不明晰的社会是一个效率绝对低下、资源配置绝对无效的社会。另一位诺奖经济学家G.斯蒂格勒将科斯的上述思想概括为科斯定理，这一概括虽不是科斯本人做出的，却被许多经济学家所承认，并将其与19世纪的萨伊定理相提并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还是在经济交往中存在追求利益最大的“理性的人”,还是运用了占据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主流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他们的经济思想还是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

　　上世纪70年代以前，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批评多是权宜之计，如果不彻底改变人们对于经济系统的基本理念，不从亚当·斯密开始重新思考，就无法解释信息革命以来的许多实现经济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多的信息社会学者对现代经济理论提出了种种质疑。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发现，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从商品生产向信息服务演变。“由于人们无法用市场条件来衡量信息服务的价值，——很可能成为后工业社会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他又说，“另一个严重问题是，人们需要做出的是一种社会决策，它不等于个人决策的简单总和。正如一辆辆汽车聚在一起会造成交通阻塞一样，个人决策加到一起肯定是一场噩梦”。

　　斯蒂格利茨认为“始自亚当·斯密，经过两百多年发展的经济学的核心标准竞争模型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场经济，其中很多结论都是错误的”。又说：“凯恩斯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都难以保证市场经济的长期活力，我们正在接近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未来指引方向”。

　　斯蒂格利茨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不认同科斯的产权理论，认为科斯的关键错误是忽略了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根据科斯的理论，只要产权关系明晰，个人就会主动地去创造有效的经济安排。但是科斯及其追随者“忽略了在信息不完全情况下交易费用会妨碍双方产生有效结果的可能性，即交易结果经常是非效率性的”。“缺乏明晰的私有产权关系并不一定会产生问题。有大量文献资料显示地方社区通过各种各样的常规手段避免了公地悲剧的发生”。他认为，多数大型公司都不是所有者在经营，所有权姓公还是姓私只存在极少的差异，“然而在承诺和激励问题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差异”。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出人意料奖给了法国规制经济学家梯诺尔。上世纪80年代，世界各地在电信、电力、铁路、煤气、自来水等自然垄断产业中掀起了“管制改革”的浪潮，取消管制、完全竞争和产权私有化成为世界各地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改革的主导趋势。但是，20年的实践证明，除了引入适度竞争之外，旨在完全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都是失败的，人们开始将眼光放在新管制理论上。

　　传统的规制方法主要有两种：基于服务成本定价的服务成本规制方法和基于拉姆齐定价规则的拉姆齐·布瓦德规制方法。由于忽略了规制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使得它们无法提供正当的激励。一般地，被规制的垄断企业拥有有关运营成本的私人信息，并且总是有积极性隐瞒这种信息，因而规制方很难获得精确的成本信息。在这种环境下，上述两种方法会带来极大的激励扭曲。

　　管制改革的实践，迫切需要新的产业管制理论的出现。梯诺尔和拉丰开始探索将信息经济学与激励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垄断行业的规制理论的道路。在批判传统规制理论的基础上，他们创建了一个关于激励性规制的一般框架，结合公共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思想以及信息经济学与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方法，成功地解决了不对称信息下的规制问题。

　　新规制经济学的“新”，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新规制经济学强调信息在规制理论中的重要地位；第二，新规制经济学使用最新发展起来的机制设计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分析框架。

　　最近，美国社会学者里夫金直接从信息技术革命的视角批判了科斯的产权私有化理论。他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写道，科斯的非凡成就恰恰是关于频谱私有化的论文，他主张将全部频谱一次性售出，供商业企业专有使用或在市场上进行交易。FCC采纳了科斯的主张，通过拍卖频谱为联邦财政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他们的想法是使政府和私人企业从中受益。但事实上这种论调非常失败：他们一方面反对政府补贴，另一方面却对私营企业近乎以垄断地位从事公共事业的现象视而不见，大量政府税收补贴被这些企业收入囊中”。（2008—2010年间，天然气和电力获得超过310亿，通信获得300亿，油气管道获得240亿美元政府补贴）。

　　将公共资源私有化的主张基于频谱资源是稀缺的假设，“但是这种假设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崩溃，因为新技术可以将频谱从稀缺资源转变为过剩资源。即便频谱资源不会成为无限资源，那也无疑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它的使用成本几乎为零”。里夫金说，“许多新一代学者都不认同科斯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将频谱资源出售给私营领域，电信巨头将囤积大量频谱，从而形成垄断。这就增加了电信巨头对全国通信渠道的控制力度，剥夺了数百万消费者和数十万企业低价通信的权力。他们支持第三种方案，也就是使国家通信脱离政府和市场的控制，称之为协同网络（网络中立）的新管理模式，该网络化的共有权将成为全新协同经济时代的管理机构”。

　　里夫金还提出了一个产权之问：谁是互联网的所有者？他说“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来自富裕资本家和公司股东的并不多，大部分资金来自数百万消费者和纳税人。谁是互联网的所有者？实际上可以说每个人都拥有互联网，也可以说互联网不属于任何人。尽管互联网的物理路由一些大公司铺设电缆、提供了有线和无线连接，但是此外还存在大量非营利网络组织提供内容服务。在哪里，访问和发送各种形式的信息边际成本都接近于零”。

　　里夫金还提出“社会企业”的概念，他说社会企业有三重底线：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企业营利。但是非营利组织更信奉“人与星球高于营利”。不管营利和非营利的社会企业之间有怎样的区别，他们好像正以多样化方式靠近。社会资本市场在慈善资本和逐利资本两个极端之间起着关联作用，需要思考的是，哪种社会资本或者资本搭配最有效？如今社会企业家精神在营利和非营利企业之间的地位趋向均衡。未来几十年，在协同共享模式下，社会企业家精神将更多地倾向于非营利企业。

　　作为社会学家，里夫金提出的“协同共享”的经济模式,与我们的研究结论有许多重合之处。里夫金指出了物联网的零边际成本规律促成协同共享的趋势，但对于协同共享经济的内部机理，以及运作方式的研究和描述非常模糊，尤其是他的免费理论，仍有理想乌托邦之嫌。他提出第三只“互助之手”和“网络协同治理”等概念也够不具体，但是基本理念还是清晰的。

　　供给派经济学的代表吉尔德认为：“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们提出了均衡理论和自发秩序原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和完全竞争。而在高通（通信技术）公司的影响下，我逐渐偏离了这些传统的经济学理念，开始研究非均衡和无秩序，信息和噪声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学，并认为这类新型经济学才是理解人类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

　　除了国外的新经济学者之外,国内也有许多研究工作在进行之中。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新经济学派，自2010年开始发表了“新商业模式宣言”，出版了《新商务系列丛书》和《中国经济向何处去？》，认为传统经济的三大假设的理论基石已经动摇：资源稀缺假设被共享经济所动摇；理性经济人假设被网络社会人动摇；完全信息假设被信息价值观所动摇。提出了信息生产力的概念，主张在信息生产力基础上变革传统生产关系，构建互联网时代以社会协同、公共理性和互利主义为核心的新经济哲学体系。

　　如果说西方理论偏向机械的、静止的终极概念，在机器生产力时代取得了重大成功，那么东方理论则更关注变化的、模糊和不确定性的事态，却失去了主推工业社会发展的机会。然而人类从硬邦邦的工业社会向充满流变的信息社会转型过程中，新理论体系很可能在东方大国土壤里萌生!

（作者为民生智库特邀研究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