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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河:中国不缺乏仿造 缺乏原始创新和支撑资本
发布时间:2023-03-02

    人民网北京12月29日电(记者 贾兴鹏)29日,在2012财经战略年会主题分会“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道,中国现在目前不缺乏仿造,不缺乏集成创新,缺乏的是高端领军人才的科技创新,就是原始创新,以及缺乏这种支撑原始创新的资本。此外,他还表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出现了宏观上的号召与微观的行动发生了矛盾。

  谈话全文如下:

  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从两对变量的变化看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家知道十八大报告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其中调整需求结构,推动产业升级是两个重要方面。现在从十八大,十七大,十八大经济结构调整从来没有耽误过,都没有落下,词越来越高,越来越显现,为什么调不了呢?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出现了宏观上的号召与微观的行动发生了矛盾,这个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变量变化上面的。

  第一个需求方面投资和消费的矛盾,投资应该和消费相联,投资是快变量,消费是慢变量,国家叫扩大内需,增加投资容易,增加再消费难。为什么?消费的钱是老百姓口袋的,投资短期见效快。消费靠老百姓,老百姓消费增长是靠收入不断增加逐渐拉动,同时消费特点是分散化,见效是渐进式的,靠效率是难以见效。在中国要想把消费作为战略重点,特别是让消费提高投资在中国非常难的。你比如说中央与市场,政府与市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社会保障,财税体制,这些不进行系统性改革,让消费来拉动经济,恐怕是难以实现的。为什么说目前中国老百姓消费率占全社会的GDP总量的35%左右?核心问题是你的系统性体制上限制太多。中国要想调整需求结构,从需求管理角度上,将来变成以消费为主的消费型社会,消费型社会建立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建立个拉动消费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建立那么容易吗?

  我们算过一笔帐,2010年我们算过,人均收入在2万2千到6万5千的人占全部比重是12.25%,没有中产阶层,没有中等收入者你靠谁来消费?富人有钱,穷人没钱他不消费,中产阶级又不长大,你说你搞消费,把消费作为战略重点,让女士们逛商店去,他有钱吗?这是最大问题,怎么样调整需求结构,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需要在体制上做考虑工作。但是消费上不去。投资是快变量,消费是慢变量,调整需求结构关键的改革是要把慢变量要搞上来,投资跟消费相比,投资是非理性的,消费是理性的,无论多万能的政府,要把理性的消费抬上去,靠体制解决不了。

  第二对变量咱们再看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供给管理,当前中国面临最大问题是转移低端,淘汰劳动力产业比较容易,而且现在比较快,但是发展高端产业新兴产业比较难,当前中国最大的国际国内挑战就是低端产业发达国家对中国需求不断降低,发展中国家不断向中国学习,发展跟中国一样的产品,第三个中国劳动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挤压这些低端劳动力产业的空间,导致这些产业发展越来越难,近两年出现了劳动力密集产业,低端产业快速地线位转移,一些专家表明东方不亮西方亮,向墨西哥,向非洲转移,在这种转移情况下,有些地方开始加快了让老鸟,笼子的老鸟的劳动力赶走,新鸟没来啊。我曾经问一个村长,老鸟走了,新鸟在哪儿?他说在孵蛋。快的走了,慢的没有来,搞不好中国面临一个问题叫产业空心化,如果出现一个产业断掌,遇到矛盾从经济结构转向社会结构和政治问题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小问题。

  大家想了,我们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9月25号中央提出要搞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现在目前产业结构调整无非是两类,第一发展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第二发展服务业,通过这个来调整结构,大结构,宏观上的三个产业结构,让服务业提高。现在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发展这两类产业也是慢变量。发展高端制造,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这不是一句话能够上来的,是需要创新,而创新是考虑每个人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有一定的创新能力积累才起来的,而不是说领导上一句话投资上去就上去了。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中国现在目前不缺乏仿造,不缺乏集成创新。缺乏的是高端领军人才的科技创新,就是原始创新,就是以原始创新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第二缺乏这种支撑原始创新的资本。光有技能就叫技术工人,要建立这样一个创新体系,不是一天两天就出来的,甚至五年六年都不一定出来,这样就遇到一个问题,前面是快,后面是慢。高端制造,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产业的成长是慢变量,不是遵循你政治口号起来的。第二个服务业发展,通过服务业发展可以改善我们的产业结构,叫二产过大,三产过小,这个结构能过来。现在中国遇到一个最大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服务业发展你靠吹不行的,人口不集聚,说要发展服务业能发展起来吗?现在到好多城市看看去,大广场大马路,服务业没上去,投资上去了,什么原因?人口不集聚导致在供求结构上没有形成需求,但是说我们人口能不能集聚?现在人口集聚遇到一个问题,农业人口向城镇化转移,怎么转移?你城乡二元体制不打破,你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是三元化,不是二元化,大城市说,我大城市人口人满为患不能再进了,进不来,让中小城市放开,但是农民工不进去,没有就业支撑,社会保障部健全,公共服务性差,你说怎么办?人口聚遇到一个体制性障碍,你怎么搞?

  第二个是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刚才说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是中国发展服务性产业最大问题是制造业两头在外,研发技术标准制定,市场销售两边都在外头,你怎么样让中国制造业把两头在外的服务业拉到国内来?也是个问题,也不是容易的,这样情况下带来一个问题,新兴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都面临一个问题,传统服务员面临人口集聚,新兴服务业带来人口的变化。

  第三个,中国的体制从来没有说针对需求结构,针对消费建立起来,咱们想说第一建立消费型消费,怎么让中产阶级成长?现在没招。第二你说让高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长,建立创新型社会,你说的容易,创新型社会怎么建立?现在在国有企业,在好多企业里面,科研人员的工资能超过老板吗?你给我举个例子,哪个国有企业公司的老总,比科研人员工资低?我没有发现过。但是你在西方国家,科研人员工资非常高,比总统,比总理工资还高,我们国家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要想调整经济结构,要想调整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我认为核心问题是怎么样去协调好在快变量和慢变量之间的关系。要协调好快变量和慢变量之间的关系就要加快改革,为建立消费型社会,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造积累体制红利,像李德强的要建立体制红利,没有这个没用,必须下大力气,利用创新的智慧推动中国的结构调整和产业改革。

    马晓河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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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3-02

    人民网北京12月29日电(记者 贾兴鹏)29日,在2012财经战略年会主题分会“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道,中国现在目前不缺乏仿造,不缺乏集成创新,缺乏的是高端领军人才的科技创新,就是原始创新,以及缺乏这种支撑原始创新的资本。此外,他还表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出现了宏观上的号召与微观的行动发生了矛盾。

  谈话全文如下:

  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从两对变量的变化看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家知道十八大报告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其中调整需求结构,推动产业升级是两个重要方面。现在从十八大,十七大,十八大经济结构调整从来没有耽误过,都没有落下,词越来越高,越来越显现,为什么调不了呢?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出现了宏观上的号召与微观的行动发生了矛盾,这个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变量变化上面的。

  第一个需求方面投资和消费的矛盾,投资应该和消费相联,投资是快变量,消费是慢变量,国家叫扩大内需,增加投资容易,增加再消费难。为什么?消费的钱是老百姓口袋的,投资短期见效快。消费靠老百姓,老百姓消费增长是靠收入不断增加逐渐拉动,同时消费特点是分散化,见效是渐进式的,靠效率是难以见效。在中国要想把消费作为战略重点,特别是让消费提高投资在中国非常难的。你比如说中央与市场,政府与市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社会保障,财税体制,这些不进行系统性改革,让消费来拉动经济,恐怕是难以实现的。为什么说目前中国老百姓消费率占全社会的GDP总量的35%左右?核心问题是你的系统性体制上限制太多。中国要想调整需求结构,从需求管理角度上,将来变成以消费为主的消费型社会,消费型社会建立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建立个拉动消费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建立那么容易吗?

  我们算过一笔帐,2010年我们算过,人均收入在2万2千到6万5千的人占全部比重是12.25%,没有中产阶层,没有中等收入者你靠谁来消费?富人有钱,穷人没钱他不消费,中产阶级又不长大,你说你搞消费,把消费作为战略重点,让女士们逛商店去,他有钱吗?这是最大问题,怎么样调整需求结构,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需要在体制上做考虑工作。但是消费上不去。投资是快变量,消费是慢变量,调整需求结构关键的改革是要把慢变量要搞上来,投资跟消费相比,投资是非理性的,消费是理性的,无论多万能的政府,要把理性的消费抬上去,靠体制解决不了。

  第二对变量咱们再看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供给管理,当前中国面临最大问题是转移低端,淘汰劳动力产业比较容易,而且现在比较快,但是发展高端产业新兴产业比较难,当前中国最大的国际国内挑战就是低端产业发达国家对中国需求不断降低,发展中国家不断向中国学习,发展跟中国一样的产品,第三个中国劳动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挤压这些低端劳动力产业的空间,导致这些产业发展越来越难,近两年出现了劳动力密集产业,低端产业快速地线位转移,一些专家表明东方不亮西方亮,向墨西哥,向非洲转移,在这种转移情况下,有些地方开始加快了让老鸟,笼子的老鸟的劳动力赶走,新鸟没来啊。我曾经问一个村长,老鸟走了,新鸟在哪儿?他说在孵蛋。快的走了,慢的没有来,搞不好中国面临一个问题叫产业空心化,如果出现一个产业断掌,遇到矛盾从经济结构转向社会结构和政治问题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小问题。

  大家想了,我们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9月25号中央提出要搞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现在目前产业结构调整无非是两类,第一发展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第二发展服务业,通过这个来调整结构,大结构,宏观上的三个产业结构,让服务业提高。现在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发展这两类产业也是慢变量。发展高端制造,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这不是一句话能够上来的,是需要创新,而创新是考虑每个人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有一定的创新能力积累才起来的,而不是说领导上一句话投资上去就上去了。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中国现在目前不缺乏仿造,不缺乏集成创新。缺乏的是高端领军人才的科技创新,就是原始创新,就是以原始创新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第二缺乏这种支撑原始创新的资本。光有技能就叫技术工人,要建立这样一个创新体系,不是一天两天就出来的,甚至五年六年都不一定出来,这样就遇到一个问题,前面是快,后面是慢。高端制造,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产业的成长是慢变量,不是遵循你政治口号起来的。第二个服务业发展,通过服务业发展可以改善我们的产业结构,叫二产过大,三产过小,这个结构能过来。现在中国遇到一个最大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服务业发展你靠吹不行的,人口不集聚,说要发展服务业能发展起来吗?现在到好多城市看看去,大广场大马路,服务业没上去,投资上去了,什么原因?人口不集聚导致在供求结构上没有形成需求,但是说我们人口能不能集聚?现在人口集聚遇到一个问题,农业人口向城镇化转移,怎么转移?你城乡二元体制不打破,你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是三元化,不是二元化,大城市说,我大城市人口人满为患不能再进了,进不来,让中小城市放开,但是农民工不进去,没有就业支撑,社会保障部健全,公共服务性差,你说怎么办?人口聚遇到一个体制性障碍,你怎么搞?

  第二个是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刚才说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是中国发展服务性产业最大问题是制造业两头在外,研发技术标准制定,市场销售两边都在外头,你怎么样让中国制造业把两头在外的服务业拉到国内来?也是个问题,也不是容易的,这样情况下带来一个问题,新兴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都面临一个问题,传统服务员面临人口集聚,新兴服务业带来人口的变化。

  第三个,中国的体制从来没有说针对需求结构,针对消费建立起来,咱们想说第一建立消费型消费,怎么让中产阶级成长?现在没招。第二你说让高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长,建立创新型社会,你说的容易,创新型社会怎么建立?现在在国有企业,在好多企业里面,科研人员的工资能超过老板吗?你给我举个例子,哪个国有企业公司的老总,比科研人员工资低?我没有发现过。但是你在西方国家,科研人员工资非常高,比总统,比总理工资还高,我们国家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要想调整经济结构,要想调整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我认为核心问题是怎么样去协调好在快变量和慢变量之间的关系。要协调好快变量和慢变量之间的关系就要加快改革,为建立消费型社会,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造积累体制红利,像李德强的要建立体制红利,没有这个没用,必须下大力气,利用创新的智慧推动中国的结构调整和产业改革。

    马晓河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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