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本次大会的主题：就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方向，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如何开拓出来的？这条道路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本文就着重谈一谈这个问题。

　　要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需要稍讲一点历史。大家知道，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长期搞军事斗争和革命斗争，在军事上我们有一套，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却没有什么经验。当时，蒋介石扬言反攻大陆，美国人对蒋介石说，你们不用着急反攻大陆，中共搞军事100分，搞政治80分，搞经济零分。共产党不会搞经济，他们解决不了4.5亿人的吃饭问题。最后搞不下去，还得你蒋介石收拾残局，你就在台湾静观其变吧！

　　当时的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战乱，百废待兴，问题如山，我们党自己也没有想到，历史这么快就把我们推到执政的前台，我们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有理论准备，连起码的经验都没有。当时有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总理：你们中国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周恩来总理随口就讲了两个字：经验。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因为缺乏经验，就只好基本上照抄、照搬了苏联模式，苏联经验。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党，毛泽东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的领袖，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五年时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搞完，毛泽东就发现苏联这个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从“以俄为师”转到“以苏为鉴”，这是个大的转变，就是从照搬苏联模式到研究苏联经验，引以为戒。毛泽东鲜明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认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至少要经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叫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第二个阶段叫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不发达的阶段也就是我们今天说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早的一个提法。毛泽东还说要把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70年基本上实现现代化的这个战略构想，其思想渊源，应该是源于毛泽东。邓小平重返政治舞台后，他自己也多次说过，我们现在做的许多事情还是当年毛泽东想做而没有做的，或者是毛泽东想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早的探索者是毛泽东，毛泽东最早发现，苏联模式照搬到中国有点“水土不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工业化道路，并且形成了初步的思路，其代表作就是著名论著《论十大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没有很好地付诸实施。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八年，干得不错，从1957年“反右”，到1958年搞“大跃进”，再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内乱，近20年的时间，走了一个大弯路，经济濒临崩溃，政治一片混乱，几乎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1978年12月，邓小平重返政治舞台，果断地停止“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带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段简要的历史回顾，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因，源于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对苏联模式的“扬弃”。

　　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因时，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224页）这段话，实际上已经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国内历史背景。这就是很长时间的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换句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于新的历史时期，就国内而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认真反思的结果，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如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进行重新思考的结晶。

　　我们党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起点，就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从1966年开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政治动乱，经济停滞，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长时期处于极度贫困状态。而恰恰这一历史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力，社会经济快速平稳发展，结果，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西方生活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当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中走出来时，就不能不面对这一民族灾难，痛苦地进行反思：这一切究竟为什么？我们党为什么在全局上发生这么大的失误，失误的根源在哪里？如何才能纠正这些错误？邓小平多次强调：是“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可见，我们党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的。这种思考首先是从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入手，进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因此，我们有理由说，1978年之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沉痛历史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根据。

　　如果说1978年之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根据，那么，1978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现实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大体是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同步的。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起始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起点。

　　关于中国特色主义道路的形成过程，大体上可以做这样的概括：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孕育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于80年代中期；初步表述是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系统阐发是1992年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报告。具体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孕育期。这一时期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中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期，在反思过程中逐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例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要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再不实行改革开放，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等，都是这一时期提出的。这一反思的结果，使邓小平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形成并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又初步总结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从而深化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主要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原则一是发展生产，二是共同富裕的概括；关于时代主题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等。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总题目，并列举了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发挥和发展的十二个理论观点，认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基本形成。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系统阐发时期。其标志是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1992年秋的中共十四大。1992年初，邓小平经过几年的深入观察和思考，趁视察南方之机，把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思考以及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建议，集中进行了阐发。这是邓小平本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集中阐述，也是一位世纪伟人对后辈的“殷切期望和谆谆嘱托”。这些阐述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阐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教诲；改革的性质与地位的新论述；计划与市场性质的明确界定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等。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灵魂的中共十四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内容作出了新的概括，使之逐步趋于完整。中共十四大报告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提法，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并对这个理论作出了这样一个评价：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进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即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一国两制”。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得到比较系统的阐发。

　　第四个阶段：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至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七个：一是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提出了我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阐发；四是提出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五是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是把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七是提出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任务。

　　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国内背景，那么，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当今世界发展的进步潮流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国际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而且还有着宽广的世界眼光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只有准确把握世界历史的总进程，准确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清楚地认识本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历史方位，以此为依据，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知这一点。在其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中，他特别注重对时代特征的把握，特别注重对世界潮流的研究，特别注重对发达国家最新发展状况的观察和思考。他始终是从全球的角度，从世界进程、国际战略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的发展问题。他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对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潮流的分析和把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时代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准确把握世界发展潮流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三起三落”重返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即“东西南北”关系左右了世界格局，和平与发展成为“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105页）

　　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当今世界，孤立、自我封闭的民族或国家为数较少，而且没有一个不在加速走向衰败。现在，任何国家要发展起来，闭关封闭是不可能的。硬要封闭自己，无异于慢性自杀。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的。邓小平鲜明地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中国必须实行开放，必须进行国际交往，在向世界的开放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为了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和世界发展的潮流，邓小平重返政治舞台之后，频繁地出国访问。先后考察了欧洲、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等国。1978年秋，即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出访了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世界资本主义领头羊之一的日本和被称作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访问日本期间，邓小平带着极大的兴趣参观现代化企业和高科技设施。当乘坐时速达到210公里的新干线到东京时，他发自内心的赞叹道：“好快啊，就像风一样快。”在参观日本汽车公司所属一家工厂时，了解到这个厂年人均生产汽车的数量与我国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年人均生产汽车数量之比竟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94：1时，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一系列的出访考察，当代资本主义世界迅速发展的活生生现实，使邓小平清醒而又深刻地认识到，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尽快实现现代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想方设法谋求自己国家的发展，以便在今后世界范围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同时，邓小平也清醒地看到中国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差距正在拉大，更清楚地认识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空头政治的“左”倾路线是一条逆世界潮流而动，误党误国的路线，必须尽早抛弃。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他力挽狂澜，拨乱反正，义无反顾地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寻求一条有利于迅速发展生产力，尽快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新道路、新路线和新政策的决心。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邓小平这一时期的思想轨迹。从1978年3月到当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的10篇讲话，几乎全部涉及了发展生产力、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改革开放的内容。同他1975年抓整顿时的一系列讲话相比，他这时的讲话，在自信之外，显然多了几分清醒、几分急迫乃至几分忧虑，而且愈加明确地把发展生产力、推进现代化与实行改革开放联系了起来。

　　可见，对时代主题的清醒认识和对世界发展潮流的准确把握，加之对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大发展的直接感受所带来的冲击，促使邓小平下决心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确定一条新的路线，制定一系列新的方针。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时代根据和国际背景。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二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三是对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潮流的积极回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大致上是这样一个线索：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毛泽东时代；形成于1978年开始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发展于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时期。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始于毛（毛泽东），成于邓（邓小平），发展于江、胡（江泽民、胡锦涛）”，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会在新的实践中继续探索，并将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党的十八大报告作了如下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从这段概括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以下七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三是以改革开放为发展动力；四是“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五是实现共同富裕；六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七是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发展目标。

（王怀超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