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民生研究>>学术文章>>
学术文章
陈东琪:宽财政稳货币促改革才能保增长
发布时间:2023-02-26

    今年或许是第四个增长周期的开始

    我国的经济增长大约已有三个周期,每十年一个。今年如果宏观调控得当,GDP增长将会是平稳向上的,甚至进入改革以来的第四个经济周期的缓慢上升期。

    陈东琪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国内生产总值(G D P)7.5%左右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3.5%左右这一目标讲起。

    他说,今年是新的一个十年甚至是新的一个三十年的起点。新一届政府产生后,对今年的经济走势也有一定的预测。去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了7.7%,四季度增长了7.9%,全年增长了7.8%。今年增长应该是略高于去年的,在8%左右。

    根据历史的情况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G D P增长是在10 .5%左右,CPI增长在5.5%左右,增长的系数比大概是10:5。前20年的物价增长快一点,上个世纪80年代C P I上涨率是7.7%,90年代是7.8%,大概是G D P增长10%,C PI增长7%多一点,也就是10:7。这个世纪头十年的经济增长略微加快,但是C PI增长却是减速的,尤其是最近5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C P I平均上涨3 .4%,G D P上涨9.2%,所以近十年的C PI和G D P平均的比数大概是10:3。这是历史的匹配关系。

    今年有没有可能实现GDP增长7.5%或更高的目标?陈东琪认为,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得当,政策措施选择符合实际情况,今年的经济增长将能够跳过7.5%达到8%左右。但如果政策操纵不当,宏观调控过度,特别是对房地产这种存在一定结构性泡沫的行业控制力度掌控不好的话,经济增长将会稍微受到一些影响,特别是在下半年。

    他进一步说,如果宏观调控得当,G D P增长将会是平稳向上的,甚至进入改革以来的第四个经济周期的缓慢上升期。此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大约有三个周期,每十年一个。上个世纪80年代是第一个周期:80年代初是经济调整期,1982年到达高峰,1986年着地,1989年开始进入调整期。第二个十年周期是从1991年开始,处于调整期,1992年十四大召开到1994年经济上升并达到高峰,1995-1996年调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第三个十年是十六大召开以后,2000年、2001年经济调整,2002-2007年经济上升,2007年下半年调整减速,同时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2008、2009年到现在是调整期。这个十年周期长一点,主要是因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影响了我国的出口。

    经济十年一次的上升周期,都是由于政治周期的推动。但是相比前三个十年“想发展”的思路,十八大更强调“怎么样发展”。十八大提出了科学发展,就是强调绿色发展,更有质量的发展,结构改善的发展,把发展方式转变延伸为五位一体,发展的内涵和要求更深化。特别是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十八大主动调低了未来十年的发展速度。

    能否做到科学发展,陈东琪认为存在短期和长期两个制约因素。短期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这个影响变量取决于政策出台的频率、密度、节奏和强度。

    中长期的因素第一个是市民化、社会保障公平化会带动预期改善。我国现在有2.4亿农民工要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只要起步,社会福利就需要公平化,一个市民相当于三个农民的消费,公平福利的话消费就要增长。第二个是城市的信息化、智能化。今后的建筑、交通、楼群、地下设施,所有基于城市监控的细胞都会信息化。今后城市出现任何灾害都可以事先预警,事先调控,终将减少灾害。第三个是城市设施的现代化,包括交通设施,网络设施,地下排放设施,文化设施,保障设施都要现代化。第四个是城市的生态化,绿色发展。陈东琪认为这四个方面都有大量的投资空间,这四个方面的发展能够使城市更具有效性,提高城市容积率和舒适度,提高城市反应能力。

    此外,产业的发展也很重要,这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业,又包括两个方向。一是家电升级,包括汽车、冰箱、空调、彩电、电脑、洗衣机和微波炉的升级和智能化。二是生产领域会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现在技术产业周期越来越短,中国会以跨越式的方式体现出这一点。另一方面是军品以及国防的现代化。陈东琪建议财政多拨钱搞国防现代化,提高技术生产能力。因为军工生产可以很快促进民用品现代制造业的高端化。

    下半年外部经济环境应会好转

    如果美国经济增长在2.5%左右,下半年欧元区经济就会变好。如果中国经济加速半个百分点甚至一个百分点,那也会带动美国经济增长,这样就形成了全球性的良性循环。

    从外部环境来看,陈东琪认为今年特别是在下半年会相对好一些。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

    首先,从欧盟市场来看。去年欧盟27个成员国经济负增长,所以我国对欧元区的出口表现不佳。但今年的情况估计会好一些。

    上半年欧盟可能还会延续2012年的衰退局面,这是因为整个经济发展的景气度还没有上来。劳动市场是整个经济活动不景气的重要表现。欧元区的失业率依然很高,最高达到26%,年前的失业率大概是25%。企业的库存也不是很多。所以尽管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是要反映到G D P走势上,欧元区甚至欧盟都还不具备今年上半年复苏的条件。但是下半年会好一些,当前已经有一些信号显示比去年要好了。第一个是银行的资金流入增加,放贷的贷款需求增加。第二个是欧元区,特别是南欧国家的国债发行比较容易,购买需求增加。这样有两个好处,其一是比较容易融到资金,其二是成本低,还款压力小。第三个是股市方面,有资金开始进入市场,意味着未来它的预期是在转好。第四,现在到欧元区特别到南欧地区旅游人数增加,会增加当地的收入。通过这些微观的、新型的指标变化,再考虑到今年下半年面临的基数较低,今年欧元区经济应该不会衰退,甚至不排除明显复苏的可能。

    其次,从美国市场来看,美国经济在复苏,尽管这个复苏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这表现为去年前三季度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复苏,每季度有1%多点的增长,但是四季度只有0.1%的增长。

    美国经济在发达经济体当中有几个方面表现得很好。第一个表现是美国制造业的繁荣。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在2007年、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要破产,美国政府注资支持,采取政策给予补贴,同时这些公司对中国的生产出口不断扩大。所以制造业在2011年下半年开始就持续复苏,目前依然表现强势。现在美国能源基本自产自足,美国能源工业的发展在整个工业发展过程当中的贡献在提高,说明两年以前奥巴马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至少在指标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欧元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减速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去年却是不断上升的。而且这一点有连续性,最近连续几个月美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 I)都在53%以上。

    第二个表现是美国的房地产。美国2006年调整房地产行业是导致2007年次贷危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然而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去年一季度开始环比增长,二季度开始同比增长,然后是投资增长,最后是价格上涨。投资增长是因为房价低刺激了市场的刚性需求,信贷利率很低支撑释放刚性需求,还包括中国在内国际资本的流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劳动就业改善,失业率下降,人员工资水平增加,劳动收入提高了,这样民众就去买房子了。

    第三个表现是金融业。美国的工业转好了,房地产转好了,于是银行的信贷需求增加,银行的放信贷量增加,银行的负债表改善,效益增加。银行效益变好了,投资者就更加信赖,资金就更多了。美国证券市场的需求非常好。美国股票今年年初 涨 了8 .8%。2007年 以 前 最 高 是14166点,现在由危机时候的5600多点到现在的14000多点。

    第四,美国这几年的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大幅度增加。2010-2012年,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年均增长20%左右。留学与旅游是一笔很大的支出,所以奥巴马政府不断放宽旅游签证政策,放松教育和移民的法律限制。

    陈东琪说,美国的经济修复能力很强。科技的丰富多样,创新的劳动教育体系,资源创新的产能制度,变化的机制,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都是它恢复能力强的原因。但这个恢复还不是很稳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条件不理想。美国对欧洲的出口比重很大,但是欧元区经济还在负增长。第二个原因是去年四季度经济增长不好,今年估计也会受到影响,特别是今年一季度。而且美国目前的自动减赤机制也会导致今年政府预算减少,这样的话就影响了一定的市场信心。

    如果美国经济增长在2.5%左右,下半年欧元区经济就会变好。如果中国经济加速半个百分点甚至一个百分点,那也会带动美国经济增长,这样就形成了全球性的良性循环。

    再次,从新兴经济体来看,特别是资源型经济体,包括巴西,澳大利亚,印度,中东等,目前经济能否支撑还不确定,这是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例如巴西、澳大利亚、印度,有色金属是这些国家主要依赖的出口资源,但是因为中国近几年增长速度放慢,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的有色金属就随之减少了。中国产业转型的结果就是单位G D P耗费资源的市场空间随之变小,所以资源型经济体不被看好。当然,满足中国汽车消费等一些消费性的资源,例如中东的原油,加拿大、俄罗斯的天然气等可能还会大幅增长。

    宽财政、稳货币、促改革才能保增长

    今年这一年既是一个改革年,又是一个经济复苏的十字路口年。弄得好往上走,弄得不好往下走。所以今年非常敏感,要更注意技巧,要更运用智慧,不能草率行事。

    从国内来看,陈东琪提到今年经济发展有两大风险。

    首先是价格风险,包括通货膨胀风险和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风险。他说,价格在今年上半年总体会是平稳的,C PI有可能控制在3%以内,不会有大的变化。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存货多;第二需求增加可以释放产能;第三现在国际上的农产品还有很多可供进口;第四我国的工业体系很配套,生产的反应能力很强;第五我国现在粮食储备率在30%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虽然上半年价格会上涨,但是不会持续加速。

    今年上半年没有通胀风险,但是下半年就可能有。陈东琪表示,这里所说的通胀风险指的是今年下半年C PI可能在3%以上。如果不采取一些有效的货币政策的话,包括严格控制增长,下半年可能就有变化。虽然我国今年要实现C P I增长3.5%的目标,但是应该按3%左右来调控。因为按3.5%左右调控,意味着今年有的月份增长在4%以上,那么明年就会有风险,我们要为今后几年留有余地。这就要注意通过货币政策、货币管理来调节物价;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培育、体制的调节来防范下半年可能出现的C P I上涨。此外,今年对房地产行业需要多花一点心思,要做好防患于未然的准备,要采取理性的方式。

    其次,要防范新一轮的地方投资热潮风险,这是历史经验。1982年十二大、1992年十四大、2002年十六大召开后都跟着一轮投资热潮。这个防范不能靠宏观调控,不能靠总量平衡,更多的是要靠改革。改革地方政府的职能,改革地方政府的运作体制,改变它的行政管理,改变它的管理职能等等。简言之,政府要在减少对企业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自身调节的能力、全面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既防止地方过热的投资冲动,造成人为的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放大,又要防止宏观管理部门紧缩的力度过大。

    基于上述对今年国内外形势的判断。陈东琪认为经济增长的宏观条件可以概括为九个字“宽财政、稳货币、促改革”。

    在“宽财政”方面他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有必要”,第二“有能力”,第三“无风险”。“有必要”既是指保证经济增长8%是有必要的,也是指财政增长有必要,这包括社保增加的必要,国防现代化发展的必要,与承担第二大经济体所需要的国家安全保证的必要。前三十年我国G D P每年增长15%左右,最近十年军费每年增长10%左右。也就是说我国这几年的财政开支,特别是用于军费、社保和科教文化的开支,与G D P增长是不对称的,或者说是有差额的。目前要做的是补课,是保证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与国家经济安全需要的协调,与保障我国老龄化导致的社会保障增量增加需要的协调。

    “有能力”很好理解。“无风险”则指赤字率无风险。按目前的预测,今年的赤字规模是12000亿元,比去年增加4000亿元。但是因为赤字率是赤字总额除以G D P总额,赤字不变的情况下如果G D P规模扩大,赤字率就会下降。按照今年的G D P增长目标,赤字率大约只有2左右。它还在3%的警戒线以内,没有超过这个安全的边界,所以是无风险的。

    在“稳货币”方面,陈东琪称今年广义货币量(M 2)采取13%的速度是很好的选择。去年年初我国定的是14%,到年底是13.8%,大部分月份是13%左右。今年控制在13%左右,能够保证经济增长7.5%的水平,同时可以防止高通胀,防止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匹配失衡,防止过度的货币追逐有限的商品产生资本泡沫。

    在“促改革”方面,陈东琪分析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改革,从打破铁饭碗开始,随后延伸到企业,搞股份制,延伸到农产品价格、工业品价格再到商品价格。1992-1993年开始第二轮改革,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小平南巡讲话开始,然后在十四大提出了市场经济概念的基本框架,随后开始加入W T O的谈判,建立起来了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然后强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十八大召开后,新一届党中央将在下一个十年开始新一轮的改革。主要内容还是改革体制机制,建立一个市场化导向的体制。今年应该是改革年,着重点是简政放权、公平竞争。现在市场缺乏公平竞争,产能过剩,价格扭曲,结构性泡沫出现,很大的程度上与政府规模膨胀,官员太多,职能过度,干预太多有关。所以要精简机构减少官员,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干预。其次要给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创造公平准入,公平竞争的环境。再次要逐步推进经济改革的联动。推进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土地等方面的经济改革,通过改革和体制创新,来进一步增加微观经济活动的效率,增加活力和市场竞争力,进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轨道。

    陈东琪最后说,总之,今年这一年既是一个改革年,又是一个经济复苏的十字路口年。弄得好往上走,弄得不好往下走。所以今年非常敏感,要更注意技巧,要更运用智慧,不能草率行事。

    强法明制,公平竞争———陈东琪谈改革思路

    不久前,陈东琪撰文《强法明制,公平竞争——— 1993年以来改革的回顾和下一步思路》。

    在谈到未来10年深化改革的主线是什么时,陈东琪认为,从古今中外改革的历史来看,任何一次较大范围的改革,其核心是要改变过去权力过于集中的制度,建立相对分权的自由民主制度。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国经济改革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着力经济分权,扩大经济自由民主,在打破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大一统计划格局,突破“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格局基础上,逐步建立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机制。

    放权、自由、效率,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和主线,前30多年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如果改来改去,权力向上集中了,垄断加剧了,微观活动行为的自由减少了,竞争的程度降低了,那就不是改革,而是倒退,不是开进车,而是开倒车。

    今后的改革将双线并举:一条线是继续瞄准效率,促进充分竞争,构建效率不断改进的内部约束机制;另一条线是瞄准公平,通过促进机会均等和公平交易达到成果公平分享的目的,构建机会均等和成果公平的外部平衡机制。这种“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双线并举改革任务更重,比前30年单线突进式改革更难。

    为了实现公平和效率兼顾的目标,下一步改革的总体思路应当是:严法明制,公平竞争,着力构建包容透明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把我国建设成为包容和谐、公平高效的现代民主国家。为达此目标,下一步改革应当在巩固和扩大已有成果基础上,着力完成以下四项重大体制机制创新任务:

    一是以法律形式构建私有产权永远受保护、公共资源分配透明和受约束的产权制度,促使私人财产不断积累和稳定发展,从制度上消除私产所有者的后顾之忧,防止公权滥用和公共资源被无偿侵蚀、挪用、占有,形成公产权益持续保护机制;

    二是改革现有税费体制,厘清现有费收体系,在清、归、除基础上将现有隐蔽的费收全部转换成为透明的税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对现有税种、税基、税率进行合理调整、归类,形成税收的收缴、使用受纳税人监督的机制,全面构建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新税制;

    三是建立国民优先、公平竞争的准入制度,打破行政操控、资源垄断和地方分割,消除市场歧视和滥用公共权力的制度基础,消除产生特权的制度根基,构建公平交易和公权、公共资源分配机会均等的市场制度;

    四是健全法制,严明法纪,将涉及所有人行为准则的规章、条例转换成法律制度约束,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以法明制,依法治市,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严明法制基础上发展民主包容、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无论是形成透明包容的民主政治,还是发展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都要有严明的法纪。严法是防止一部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损害、侵占他人利益,防止一部分人利用公权来损害、侵占公共资源。

    这四大改革,是推进包括土地、企业、价格、流通、金融、财政、外汇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科教文卫等改革的前提条件,离开了这些改革,离开了基础制度的重建,所有涉及到利益调整的改革都难以开展,难以奏效。 

    陈东琪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友情链接
承办单位:北京市普惠公益民生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甲12号D座  邮编:100036  电话:010-68007379  邮箱:cmsa@cmsa.org.cn
京ICP备2021037876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095   版权所有Copyright 民生智库
学术文章
陈东琪:宽财政稳货币促改革才能保增长
发布时间:2023-02-26

    今年或许是第四个增长周期的开始

    我国的经济增长大约已有三个周期,每十年一个。今年如果宏观调控得当,GDP增长将会是平稳向上的,甚至进入改革以来的第四个经济周期的缓慢上升期。

    陈东琪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国内生产总值(G D P)7.5%左右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3.5%左右这一目标讲起。

    他说,今年是新的一个十年甚至是新的一个三十年的起点。新一届政府产生后,对今年的经济走势也有一定的预测。去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了7.7%,四季度增长了7.9%,全年增长了7.8%。今年增长应该是略高于去年的,在8%左右。

    根据历史的情况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G D P增长是在10 .5%左右,CPI增长在5.5%左右,增长的系数比大概是10:5。前20年的物价增长快一点,上个世纪80年代C P I上涨率是7.7%,90年代是7.8%,大概是G D P增长10%,C PI增长7%多一点,也就是10:7。这个世纪头十年的经济增长略微加快,但是C PI增长却是减速的,尤其是最近5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C P I平均上涨3 .4%,G D P上涨9.2%,所以近十年的C PI和G D P平均的比数大概是10:3。这是历史的匹配关系。

    今年有没有可能实现GDP增长7.5%或更高的目标?陈东琪认为,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得当,政策措施选择符合实际情况,今年的经济增长将能够跳过7.5%达到8%左右。但如果政策操纵不当,宏观调控过度,特别是对房地产这种存在一定结构性泡沫的行业控制力度掌控不好的话,经济增长将会稍微受到一些影响,特别是在下半年。

    他进一步说,如果宏观调控得当,G D P增长将会是平稳向上的,甚至进入改革以来的第四个经济周期的缓慢上升期。此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大约有三个周期,每十年一个。上个世纪80年代是第一个周期:80年代初是经济调整期,1982年到达高峰,1986年着地,1989年开始进入调整期。第二个十年周期是从1991年开始,处于调整期,1992年十四大召开到1994年经济上升并达到高峰,1995-1996年调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第三个十年是十六大召开以后,2000年、2001年经济调整,2002-2007年经济上升,2007年下半年调整减速,同时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2008、2009年到现在是调整期。这个十年周期长一点,主要是因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影响了我国的出口。

    经济十年一次的上升周期,都是由于政治周期的推动。但是相比前三个十年“想发展”的思路,十八大更强调“怎么样发展”。十八大提出了科学发展,就是强调绿色发展,更有质量的发展,结构改善的发展,把发展方式转变延伸为五位一体,发展的内涵和要求更深化。特别是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十八大主动调低了未来十年的发展速度。

    能否做到科学发展,陈东琪认为存在短期和长期两个制约因素。短期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这个影响变量取决于政策出台的频率、密度、节奏和强度。

    中长期的因素第一个是市民化、社会保障公平化会带动预期改善。我国现在有2.4亿农民工要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只要起步,社会福利就需要公平化,一个市民相当于三个农民的消费,公平福利的话消费就要增长。第二个是城市的信息化、智能化。今后的建筑、交通、楼群、地下设施,所有基于城市监控的细胞都会信息化。今后城市出现任何灾害都可以事先预警,事先调控,终将减少灾害。第三个是城市设施的现代化,包括交通设施,网络设施,地下排放设施,文化设施,保障设施都要现代化。第四个是城市的生态化,绿色发展。陈东琪认为这四个方面都有大量的投资空间,这四个方面的发展能够使城市更具有效性,提高城市容积率和舒适度,提高城市反应能力。

    此外,产业的发展也很重要,这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业,又包括两个方向。一是家电升级,包括汽车、冰箱、空调、彩电、电脑、洗衣机和微波炉的升级和智能化。二是生产领域会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现在技术产业周期越来越短,中国会以跨越式的方式体现出这一点。另一方面是军品以及国防的现代化。陈东琪建议财政多拨钱搞国防现代化,提高技术生产能力。因为军工生产可以很快促进民用品现代制造业的高端化。

    下半年外部经济环境应会好转

    如果美国经济增长在2.5%左右,下半年欧元区经济就会变好。如果中国经济加速半个百分点甚至一个百分点,那也会带动美国经济增长,这样就形成了全球性的良性循环。

    从外部环境来看,陈东琪认为今年特别是在下半年会相对好一些。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

    首先,从欧盟市场来看。去年欧盟27个成员国经济负增长,所以我国对欧元区的出口表现不佳。但今年的情况估计会好一些。

    上半年欧盟可能还会延续2012年的衰退局面,这是因为整个经济发展的景气度还没有上来。劳动市场是整个经济活动不景气的重要表现。欧元区的失业率依然很高,最高达到26%,年前的失业率大概是25%。企业的库存也不是很多。所以尽管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是要反映到G D P走势上,欧元区甚至欧盟都还不具备今年上半年复苏的条件。但是下半年会好一些,当前已经有一些信号显示比去年要好了。第一个是银行的资金流入增加,放贷的贷款需求增加。第二个是欧元区,特别是南欧国家的国债发行比较容易,购买需求增加。这样有两个好处,其一是比较容易融到资金,其二是成本低,还款压力小。第三个是股市方面,有资金开始进入市场,意味着未来它的预期是在转好。第四,现在到欧元区特别到南欧地区旅游人数增加,会增加当地的收入。通过这些微观的、新型的指标变化,再考虑到今年下半年面临的基数较低,今年欧元区经济应该不会衰退,甚至不排除明显复苏的可能。

    其次,从美国市场来看,美国经济在复苏,尽管这个复苏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这表现为去年前三季度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复苏,每季度有1%多点的增长,但是四季度只有0.1%的增长。

    美国经济在发达经济体当中有几个方面表现得很好。第一个表现是美国制造业的繁荣。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在2007年、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要破产,美国政府注资支持,采取政策给予补贴,同时这些公司对中国的生产出口不断扩大。所以制造业在2011年下半年开始就持续复苏,目前依然表现强势。现在美国能源基本自产自足,美国能源工业的发展在整个工业发展过程当中的贡献在提高,说明两年以前奥巴马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至少在指标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欧元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减速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去年却是不断上升的。而且这一点有连续性,最近连续几个月美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 I)都在53%以上。

    第二个表现是美国的房地产。美国2006年调整房地产行业是导致2007年次贷危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然而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去年一季度开始环比增长,二季度开始同比增长,然后是投资增长,最后是价格上涨。投资增长是因为房价低刺激了市场的刚性需求,信贷利率很低支撑释放刚性需求,还包括中国在内国际资本的流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劳动就业改善,失业率下降,人员工资水平增加,劳动收入提高了,这样民众就去买房子了。

    第三个表现是金融业。美国的工业转好了,房地产转好了,于是银行的信贷需求增加,银行的放信贷量增加,银行的负债表改善,效益增加。银行效益变好了,投资者就更加信赖,资金就更多了。美国证券市场的需求非常好。美国股票今年年初 涨 了8 .8%。2007年 以 前 最 高 是14166点,现在由危机时候的5600多点到现在的14000多点。

    第四,美国这几年的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大幅度增加。2010-2012年,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年均增长20%左右。留学与旅游是一笔很大的支出,所以奥巴马政府不断放宽旅游签证政策,放松教育和移民的法律限制。

    陈东琪说,美国的经济修复能力很强。科技的丰富多样,创新的劳动教育体系,资源创新的产能制度,变化的机制,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都是它恢复能力强的原因。但这个恢复还不是很稳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条件不理想。美国对欧洲的出口比重很大,但是欧元区经济还在负增长。第二个原因是去年四季度经济增长不好,今年估计也会受到影响,特别是今年一季度。而且美国目前的自动减赤机制也会导致今年政府预算减少,这样的话就影响了一定的市场信心。

    如果美国经济增长在2.5%左右,下半年欧元区经济就会变好。如果中国经济加速半个百分点甚至一个百分点,那也会带动美国经济增长,这样就形成了全球性的良性循环。

    再次,从新兴经济体来看,特别是资源型经济体,包括巴西,澳大利亚,印度,中东等,目前经济能否支撑还不确定,这是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例如巴西、澳大利亚、印度,有色金属是这些国家主要依赖的出口资源,但是因为中国近几年增长速度放慢,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的有色金属就随之减少了。中国产业转型的结果就是单位G D P耗费资源的市场空间随之变小,所以资源型经济体不被看好。当然,满足中国汽车消费等一些消费性的资源,例如中东的原油,加拿大、俄罗斯的天然气等可能还会大幅增长。

    宽财政、稳货币、促改革才能保增长

    今年这一年既是一个改革年,又是一个经济复苏的十字路口年。弄得好往上走,弄得不好往下走。所以今年非常敏感,要更注意技巧,要更运用智慧,不能草率行事。

    从国内来看,陈东琪提到今年经济发展有两大风险。

    首先是价格风险,包括通货膨胀风险和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风险。他说,价格在今年上半年总体会是平稳的,C PI有可能控制在3%以内,不会有大的变化。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存货多;第二需求增加可以释放产能;第三现在国际上的农产品还有很多可供进口;第四我国的工业体系很配套,生产的反应能力很强;第五我国现在粮食储备率在30%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虽然上半年价格会上涨,但是不会持续加速。

    今年上半年没有通胀风险,但是下半年就可能有。陈东琪表示,这里所说的通胀风险指的是今年下半年C PI可能在3%以上。如果不采取一些有效的货币政策的话,包括严格控制增长,下半年可能就有变化。虽然我国今年要实现C P I增长3.5%的目标,但是应该按3%左右来调控。因为按3.5%左右调控,意味着今年有的月份增长在4%以上,那么明年就会有风险,我们要为今后几年留有余地。这就要注意通过货币政策、货币管理来调节物价;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培育、体制的调节来防范下半年可能出现的C P I上涨。此外,今年对房地产行业需要多花一点心思,要做好防患于未然的准备,要采取理性的方式。

    其次,要防范新一轮的地方投资热潮风险,这是历史经验。1982年十二大、1992年十四大、2002年十六大召开后都跟着一轮投资热潮。这个防范不能靠宏观调控,不能靠总量平衡,更多的是要靠改革。改革地方政府的职能,改革地方政府的运作体制,改变它的行政管理,改变它的管理职能等等。简言之,政府要在减少对企业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自身调节的能力、全面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既防止地方过热的投资冲动,造成人为的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放大,又要防止宏观管理部门紧缩的力度过大。

    基于上述对今年国内外形势的判断。陈东琪认为经济增长的宏观条件可以概括为九个字“宽财政、稳货币、促改革”。

    在“宽财政”方面他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有必要”,第二“有能力”,第三“无风险”。“有必要”既是指保证经济增长8%是有必要的,也是指财政增长有必要,这包括社保增加的必要,国防现代化发展的必要,与承担第二大经济体所需要的国家安全保证的必要。前三十年我国G D P每年增长15%左右,最近十年军费每年增长10%左右。也就是说我国这几年的财政开支,特别是用于军费、社保和科教文化的开支,与G D P增长是不对称的,或者说是有差额的。目前要做的是补课,是保证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与国家经济安全需要的协调,与保障我国老龄化导致的社会保障增量增加需要的协调。

    “有能力”很好理解。“无风险”则指赤字率无风险。按目前的预测,今年的赤字规模是12000亿元,比去年增加4000亿元。但是因为赤字率是赤字总额除以G D P总额,赤字不变的情况下如果G D P规模扩大,赤字率就会下降。按照今年的G D P增长目标,赤字率大约只有2左右。它还在3%的警戒线以内,没有超过这个安全的边界,所以是无风险的。

    在“稳货币”方面,陈东琪称今年广义货币量(M 2)采取13%的速度是很好的选择。去年年初我国定的是14%,到年底是13.8%,大部分月份是13%左右。今年控制在13%左右,能够保证经济增长7.5%的水平,同时可以防止高通胀,防止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匹配失衡,防止过度的货币追逐有限的商品产生资本泡沫。

    在“促改革”方面,陈东琪分析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改革,从打破铁饭碗开始,随后延伸到企业,搞股份制,延伸到农产品价格、工业品价格再到商品价格。1992-1993年开始第二轮改革,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小平南巡讲话开始,然后在十四大提出了市场经济概念的基本框架,随后开始加入W T O的谈判,建立起来了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然后强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十八大召开后,新一届党中央将在下一个十年开始新一轮的改革。主要内容还是改革体制机制,建立一个市场化导向的体制。今年应该是改革年,着重点是简政放权、公平竞争。现在市场缺乏公平竞争,产能过剩,价格扭曲,结构性泡沫出现,很大的程度上与政府规模膨胀,官员太多,职能过度,干预太多有关。所以要精简机构减少官员,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干预。其次要给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创造公平准入,公平竞争的环境。再次要逐步推进经济改革的联动。推进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土地等方面的经济改革,通过改革和体制创新,来进一步增加微观经济活动的效率,增加活力和市场竞争力,进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轨道。

    陈东琪最后说,总之,今年这一年既是一个改革年,又是一个经济复苏的十字路口年。弄得好往上走,弄得不好往下走。所以今年非常敏感,要更注意技巧,要更运用智慧,不能草率行事。

    强法明制,公平竞争———陈东琪谈改革思路

    不久前,陈东琪撰文《强法明制,公平竞争——— 1993年以来改革的回顾和下一步思路》。

    在谈到未来10年深化改革的主线是什么时,陈东琪认为,从古今中外改革的历史来看,任何一次较大范围的改革,其核心是要改变过去权力过于集中的制度,建立相对分权的自由民主制度。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国经济改革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着力经济分权,扩大经济自由民主,在打破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大一统计划格局,突破“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格局基础上,逐步建立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机制。

    放权、自由、效率,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和主线,前30多年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如果改来改去,权力向上集中了,垄断加剧了,微观活动行为的自由减少了,竞争的程度降低了,那就不是改革,而是倒退,不是开进车,而是开倒车。

    今后的改革将双线并举:一条线是继续瞄准效率,促进充分竞争,构建效率不断改进的内部约束机制;另一条线是瞄准公平,通过促进机会均等和公平交易达到成果公平分享的目的,构建机会均等和成果公平的外部平衡机制。这种“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双线并举改革任务更重,比前30年单线突进式改革更难。

    为了实现公平和效率兼顾的目标,下一步改革的总体思路应当是:严法明制,公平竞争,着力构建包容透明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把我国建设成为包容和谐、公平高效的现代民主国家。为达此目标,下一步改革应当在巩固和扩大已有成果基础上,着力完成以下四项重大体制机制创新任务:

    一是以法律形式构建私有产权永远受保护、公共资源分配透明和受约束的产权制度,促使私人财产不断积累和稳定发展,从制度上消除私产所有者的后顾之忧,防止公权滥用和公共资源被无偿侵蚀、挪用、占有,形成公产权益持续保护机制;

    二是改革现有税费体制,厘清现有费收体系,在清、归、除基础上将现有隐蔽的费收全部转换成为透明的税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对现有税种、税基、税率进行合理调整、归类,形成税收的收缴、使用受纳税人监督的机制,全面构建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新税制;

    三是建立国民优先、公平竞争的准入制度,打破行政操控、资源垄断和地方分割,消除市场歧视和滥用公共权力的制度基础,消除产生特权的制度根基,构建公平交易和公权、公共资源分配机会均等的市场制度;

    四是健全法制,严明法纪,将涉及所有人行为准则的规章、条例转换成法律制度约束,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以法明制,依法治市,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严明法制基础上发展民主包容、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无论是形成透明包容的民主政治,还是发展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都要有严明的法纪。严法是防止一部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损害、侵占他人利益,防止一部分人利用公权来损害、侵占公共资源。

    这四大改革,是推进包括土地、企业、价格、流通、金融、财政、外汇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科教文卫等改革的前提条件,离开了这些改革,离开了基础制度的重建,所有涉及到利益调整的改革都难以开展,难以奏效。 

    陈东琪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友情链接
承办单位:北京市普惠公益民生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甲12号D座
邮编:100036 电话:010-68007379
邮箱:cmsa@cmsa.org.cn
京ICP备2021037876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095
版权所有Copyright 民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