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2、3月份都是就业市场的旺季。但是从2018年第三季度开始,经济增长压力加大,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无论是上市企业还是中小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营企业都出现了裁员的现象。在中国,加班文化一直非常盛行。特别是在一些互联网科技公司中,“996”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加班,甚至已经成了北上广深不少企业的“标配”。
就业是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源泉,有了就业,基本上是衣食无忧,如果没有就业,后面的事就很难办,因此就业在整个社会系统里处于特别核心的位置。它既是老百姓获得收入的一个源泉,也是企业创新的源泉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渠道。
正是因为就业的重要性,中国一直把就业看得很重,过去40年的不同阶段都是把就业列为重要的内容。我做了初步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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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978—2002年
这个时期的就业主要强调市场化,因为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就业管理严格,基本上没有“自由职业”这一说法,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积累起来的就业压力,特别是“文革”期间有2000万左右的知青,改革开放以后回到了城市,那个时候的登记失业率是5.8%,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这么高的失业率。如何解决城镇的就业是当时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提出了“三结合”的就业方针,一开始是政府统包配的情况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部门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三结合”方针,这个方针出台以后,很好地解决了当时的就业问题。
第二,因为农村改革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就业,这个时候城镇的发展也依赖农村的劳动力的不断涌入,因此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跟户籍制度相关的内容开始被打破,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就业的市场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的主要力量之一,改革必然会释放出一批劳动力,在改革过程中采取了跟市场化相关的制度,比如说,1986年国家通过了相关的国有企业改革有关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制度,包括劳动力再就业问题,这也是市场化的过程。
第四,大力培育劳动力市场。有了前面的基础,“劳动力市场”的提出和形成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因为开始的时候没有“劳动力市场”的概念,1993年在党的文件里正式使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以前叫“劳务市场”,劳动力不是商品,1993年官方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存在的,而且是要发展的,因此劳动部在1993年出台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提出,要建立竞争公平、运行有序、调控有力、服务完善的现代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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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2002—2010年
以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重点的改革阶段。标志性事件是2002年中央召开了改革开放以后最高规格的就业方面的会议,提出要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搞培训、搞创业,等等。其中很重要的决定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这对于提高就业质量,促进创业、就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提出要统筹兼顾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工作。以前城镇和农村的就业工作是分割的,这个时期提出城乡就业要统一考虑,包括就业服务。
完善制度和法律体系,促进劳动力市场建设,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明确了劳动关系各主体的法律地位,以法律形式规定各类企业实行全员劳动合同,保障了企业自主用工、个人自主择业的权利,为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同时,2007、2008年通过了《三法一条例》,使得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有法可依。《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其实从长远看,对促进稳定良性运行的劳动力市场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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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2010年到现在
2010年我国实施了“十二五”规划,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二是强调就业质量,2010年开始把就业质量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因此2010年包括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十九大报告》也把就业质量作为最重要问题加以考虑。
现阶段为什么要强调就业质量?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高质量就业是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是高质量就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中国经济进入了中高速发展,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的发展就应该包括高质量的就业,同时高质量就业本身也是推动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内在的动力。
三是高质量就业是化解就业领域主要矛盾的突破口。《“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指出,劳动者素质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比如说,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问题讨论了十几年,这个问题本质上不是就业数量的问题,而是就业质量的问题,因此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要靠高质量的就业。
四是高质量就业也是全球化的趋势。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Juan Somavia)在1999年的国际劳工大会上提出了“体面劳动”的概念,全世界都在提高劳动就业质量。欧洲基金会提出就业质量指标四个维度:包括就业的稳定性,收入,发展,工作和生活的和谐。2011年我们研究中国的就业质量问题,也建立了自己的指标体系,是六个维度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包括二级指标、三级指标。
工作时间和生活平衡
工作时间和生活平衡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平衡好工作和生活时间我们国家有规定。根据《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看一下其他国家的工时,德国每周工作时间是26~27个小时,不同的国家工作时间也不同。随着科技的进步,劳动权益受到保障,生产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全世界都在不断缩减工作时间,但是中国现在企业的工作时间普遍超过了国家法定的工作时间。因此如何平衡好工作和生活时间,特别是协调好工作时间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在探讨,是不是可以调整工时,从每周工作5天调整为工作4天,这个可以探讨,我想国家也在考虑调整工时的问题。
如何提高就业质量,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
第一,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始终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衔接好各项政策与就业质量的关系。2018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经济会议首提“六稳”,其中稳就业是第一重要的事情,经济工作会议仍然把稳就业列为“六稳”之首,因为没有就业其他工作都不好做,因此要想办法稳定就业。这里面涉及民营经济的问题,城镇里面85%的就业来自民营经济。如果民营经济发展不好,就业就很难保持稳定。
第二,深化开展就业质量评价工作,形成就业质量指标体系。需要探讨有多种就业质量标准的指标体系,根据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衡量。还有一个问题是单位就业与灵活就业的问题,现在灵活就业、弹性就业、多种就业形态也是高质量的就业。所以要平衡单位就业和灵活就业的关系。
第三,加大资本投资,进一步提高教育和培训质量,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第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第五,要兜底,对一些特殊群体要给予特殊的关注和支持。
第六,充分统筹城乡两个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中国需要改革的方面,要打破分割,统一劳动力市场。如何平衡好城镇和农村,特别是发挥中国独有的农村巨大的劳动力市场的优势,对应对冲击和风险有重要意义。二元分割本身不好,但是二元分割在某种意义上又能够帮助中国渡过一些难关,渡过一些危机。这是中国特色。
(作者为民生智库特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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