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强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报道（9）

　　时间流逝，许多往事已经淡化了。可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颗星星永远闪亮。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说，1978年12月18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必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近日，《中国发展观察》采访组特邀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林兆木研究员，一起回顾中国改革发展历程。1988年以来，林兆木参与党中央、国务院部分重要文件起草工作，包括党的十五大至十九大报告、13次中央全会文件、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1994年以来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等，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八五”计划至“十三五”规划的研究论证工作。

　　1976年是个难忘的年份，人民爱戴的领袖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离我们而去；7月27日唐山爆发7.8级强烈地震，房倒屋塌，灾民无数；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经过两年的过渡性整治，中国迎来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新曙光。1978年冬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行农业“大包干”，从此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获批成立。阴霾散去，东方风来满眼春。后来，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中国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在困难与压力下中华民族排除万难走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五五”从“文革”留下的烂摊子上起步

　　中国发展观察：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举国欢庆。“五五”计划刚好始于“文革”结束，“五五”计划制定和执行经历了什么波折？“五五”时期国民经济发展形势是怎样的？

　　林兆木：“五五”计划的制定始于1974年。1974年1月12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拟定1976－1985年十年远景规划的设想，重点放在1976－1980年的“五五”计划上。8月，经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发出《关于拟定十年规划的通知》。《通知》提出，从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2月，经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多次讨论修改，形成了《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干扰，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十年纲要”和“五五”计划均未能正式下达。

　　“五五”时期的经济建设经历过重大波折。

　　1976年是“五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四人帮”在全国大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对生产建设造成破坏；再加上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当年经济发展严重受挫，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1.6%。主要产品产量绝大部分没有完成计划。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从1976年12月至1977年上半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一系列会议，强调进行企业整顿，建立各项规章制度，生产上的混乱情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并有所发展。1977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6%；1978年又比上年增长11.6%。财政收入1977年和1978年分别增长12.6%和28.2%，都做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1978年，粮食产量突破6000亿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1977年全国60%的职工10多年来第一次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5.1%。

　　中国发展观察：“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同志被打倒，江西的“邓小平小路”是他构思中国前途的“踏歌之路”。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管科学和教育。不到一个月，他就召开了“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对这个重大决策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怎么评价？

　　林兆木：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时讲话中明确提出：“高等院校今年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恢复高考，是当时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英明决策。据统计，1977年全国有570万考生参加高考，高校录取27.8万人；1978年夏，全国共有610万考生参加高考，高校录取40.2万人。1977、1978年两届录取的68万大学新生，后来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高素质人才和中坚力量，恢复高考也改变了一代“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命运。对这个重大决策的历史意义，作怎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中国发展观察：就在经济形势好转时，又发生了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错误，当时情况是怎样的？

　　林兆木：从1976年冬季开始，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对农业机械化和粮食生产，对石油、煤炭、钢铁、化工的生产等方面，相继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不可能实现的大口号。国务院1977年7月的一份报告认为“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开始”。1978年2月，国务院将关于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这个“修订草案”提出了新的“跃进”计划，指标比1974年12月的“十年规划纲要”大大提高，要求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1978年的实际产量是3178万吨），石油产量达到2.5亿吨（1978年的实际产量是1.04亿吨）。随后按照这个规划纲要的要求，为了组织新的跃进，不断加大建设规模。结果1978年基建投资比上年增长31%，当年积累率高达36.5%，成为1958年“大跃进”后20年积累率最高的年份，导致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同时，为实现新的跃进，加快从国外引进项目，不仅规模过大而且实施过急，有的项目未经充分论证就仓促上马。1978年确定引进的22个大中型项目，引进总额达78亿美元，当年需用汇11.7亿美元。1977年我国出口额仅为79.5亿美元，进口额为72.1亿美元，贸易顺差很小，因而把所需外汇资金寄托在借外债上，既不考虑对引进项目资金的配套能力和技术的消化能力，也不考虑还债的能力，所以被人们称为“洋冒进”。“洋冒进”片面突出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部门，不顾经过十年内乱破坏、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现实，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结果事与愿违，必须通过调整才能使经济建设回到正确轨道上。

　　中国发展观察：“五五”时期，不合理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是否有所改变？

　　林兆木:“五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大体情况是：1976－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1.6%、7.6%、11.7%、7.6%和7.8%，5年平均增长6.5%。农轻重关系有所改善，农业年均增长5.1%，工业年均增长9.2%，其中轻工业为11%，重工业为7.8%。1980年底，粮食产量达到6411亿斤，棉花5414万担，钢3712万吨，原煤6.2亿吨，原油10595万吨。5年内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31.2%；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提高26.8%。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发展观察：改革开放后政策逐渐放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是从芜湖“傻子瓜子”、北京“大碗茶”和“雇工是不是剥削”的争论开始的。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怎样理解“伟大转折”的深刻涵义？

　　林兆木：我理解有几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二是在政治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三是在组织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所有制的改革。农村改革率先突破，恢复了农村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扩大社队自主权，特别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首创的包产到户（后来发展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经出现就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后来在中央支持下迅速推广，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1979年起，国家较大幅度提高粮食统购价格，降低农用工业品价格。农村改革和一系列政策很快使农业生产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由原来的停滞不前变得欣欣向荣。农业活，全局皆活。城市开始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政策放开是逐步的，虽然当时对它的定位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但非公有制经济一经放开，其发展就势不可挡，包括农村企业异军突起，不仅带动了整个经济发展，而且由于形成了市场竞争，也有力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

　　二是政府（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改革。过去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因为都是按照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价格也是国家规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从过去单一的指令性计划，改为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市场调节三种形式，扩大了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随着改革的推进，指令性计划及其价格的范围与比重逐步减少，对调动企业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表明逐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

　　三是对外开放的起步。40年前，中国经济开放度很低，对外贸易总额仅占GDP的9.7%，其中出口占4.1%，进口占5.6%。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落后，就必须开放”。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是实行对外开放的伟大创举。之后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对促进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以深圳为例，深圳创办经济特区38年来，GDP年均增长28%，2018年突破2.4万亿元。短短30多年间，深圳从一个渔村和县级市飞速崛起成为我国第四大城市和亚洲第十大城市。深圳的奇迹是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经济奇迹的一个缩影。

　　中国发展观察：1979年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背景和情况如何？

　　林兆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鉴于当时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三中全会要求在几年中逐步地改变重大比例的失调状况，消除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混乱现象，解决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针对“洋冒进”错误，全会强调要做到综合平衡，基本建设必须积极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1979年1月初，邓小平、陈云先后对1979年以及“六五”的计划指标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指出，我们要从总的方针上来一个调整。原来的规划要做一些调整，宁肯减少一些大项目。陈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3月14日，陈云、李先念写信给中央，指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前进的步子要稳，要按比例发展。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同意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1979年，由于贯彻新八字方针，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开始朝协调合理方向发展，经济比过去活了，主要经济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6%；农业总产值增长8.6%，工业总产值增长8.5%（其中轻工业增长9.6%，超过重工业7.7%的增速）。全年共安排就业903万人，城乡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有了比较显著的改善。1980年，继续贯彻新八字方针，同时国家决定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优先”原则（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新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当年轻工业增长18.4%，重工业增长1.4%，轻重工业比例有所改善。人民生活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上年增长9.4%（农民9.5%，城市居民7.1%）。但1980年由于自然灾害严重，粮食减产3.1%，农业总产值仅增长2.7%，未完成增长3.8%的指标。

　　在经济好转的同时也潜伏一些问题，主要是1979、1980年财政出现赤字，货币发行过多，商品价格上涨。为消除这些危险因素，中央决定1981年进一步调整，实现财政、信贷基本平衡。

　　中国发展观察：改革开放之初各种思想激荡，例如，有人提出农村改革方向对不对？包产到户是否私有化？对外开放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如何看待类似情况？

　　林兆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根本特征就是否定和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否定和排斥市场作用。当时主导的传统观念认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成分比重越高越好，计划经济控制范围越大越好。因此，要打破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僵化封闭局面，首先要冲破“左”倾错误思想的禁锢。这在当时阻力是非常大的。今天看来很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当时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提都不能提。再如，对引进外资、兴办经济特区，不少人也疑虑重重。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必须既在理论上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又在实践上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当时突破这种双重束缚，迈出第一步是很不容易的。邓小平同志提出衡量改革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就是对这些疑问的精辟回答。

　　“六五”寻求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中国发展观察：“六五”计划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继“一五”计划后的第一个比较完备的五年计划，“六五”计划的起草过程、主要内容是怎样的？

　　林兆木：“六五”（1981－1985年）计划的大致编制过程是：1979年1月初，邓小平、陈云先后对1979年以及“六五”的计划指标作了重要指示。1980年重新开始编制的“六五”计划，纠正了“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中的高指标。1980年3月至4月，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同志对拟定长期计划的方针、政策讲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主要有：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要降到25%左右，适当提高消费基金的比重，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经济结构要适当调整，使农业、轻工业发展得快一些，能源、交通、建筑业要加强；在农村和城市的所有制问题上，要根据不同情况，搞得松动一些。1981年3月，国家计委根据新的情况，重新考虑提出拟定“六五”计划和十年设想的初步意见。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六五”计划控制数字。会上，邓小平等同志认为，今后经济发展速度总的来说不会慢，但是头一个五年、十年，速度不可能很高。头几年，要非常谨慎，重大的事情要稳当一些，摸着石头过河，看准了再搞。“六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计划定为4%，争取5%。

　　1982年4月至6月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多次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六五”计划的汇报，并就汇报提出问题进行讨论。7月至8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着重讨论“六五”计划草案。9月12日，国家计委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请示“六五”计划财政平衡问题。9月14日，中央召集参加党的十二大的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座谈会，讨论“六五”后三年集中200亿元资金用于能源、交通建设问题。至此，经过多次调整和修订，“六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和安排大体落实了。经历了近三年的周密调查、反复酝酿和科学论证研究的过程，“六五”计划直到1982年才最终完成，1982年12月1日经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国发展观察：“六五”时期有什么鲜明的阶段性特点？从“六五”计划开始，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突出了社会发展，这样改变是基于什么考虑？

　　林兆木：“六五”计划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党中央反复强调，“六五”计划指标的确定，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方针、任务和奋斗目标要恰当，注意留有余地，纠正以往五年计划过分追求高速度、高积累的错误。“六五”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从“六五”计划开始，五年计划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标题也从以往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六五”计划突出了社会发展的内容，用完整的一篇“社会发展计划”，对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计划安排，包括人口、劳动就业、居民收入和消费、城乡建设、社会福利、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社会秩序等，特别是强调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劳动就业、环境保护等方面。这反映了“六五”计划重视在生产、建设、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方面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改变了以往忽视人和社会发展的倾向。“六五”计划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六五”计划体现了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要求。

　　中国经济观察：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有什么重大影响？

　　林兆木：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鲜明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重大问题。此后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是围绕这个重大问题展开的，因而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党的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极大地促进了“六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发展观察：国务院批准银行体系改革方案，例如，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新组建一家中国工商银行。当时这样决策的推进情况和意义如何？“六五”后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货币发行过多，银行改革是否缓解了当时的困难？

　　林兆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实现经济、金融的完全独立自主，在没收官僚资本银行基础上，我国建立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银行体系。根据国家规定的一切信用归国家银行的原则，经过清产核资，所有银行业务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了多种职能，既掌管货币发行，充当现金中心和结算中心，又是信贷中心，承担商业银行职能。这种大一统体制在运行中出现了统得过死等问题。针对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弊端，金融改革以银行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在部分地区着手改革“统存统贷”的信贷资金计划管理体制。1 9 7 9年至1984年，逐步恢复和设立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分别承担基本建设、农业开发和建设投融资，进出口信贷，工商企业信贷等银行业务。1 9 8 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性质和地位。1 9 8 4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信贷资金管理试行办法》，把人民银行与各国有专业银行的资金往来，由计划指标分配改为借贷关系，这就使人民银行完全摆脱了商业银行业务，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从而构建起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体制改革的起步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1984年第四季度以后抑制投资、消费增长过快和治理通货膨胀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发展观察：可不可以这么说“六五”结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再现新曙光？

　　林兆木：由于“六五”计划切合实际，加之通过前几年的经济调整，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特别是农村改革和随后开展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的启动，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到1985年底，“六五”计划全面和超额完成。1981－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5.2%、9.1%、10.9%、15.2%和13.5%，5年平均增长10.7%，超过原计划年均增长4%－5%的速度。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经济活动的效益和效率有所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由“五五”末期的连年下降转为逐年上升，实现了收支基本平衡。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重大进展，5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比“五五”期间增长46%，完成技术改造投资增长77％；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五五”时期增长1倍。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城乡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有明显提高。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提高8.7%，大大超过1953—1980年28年间年均提高2.6%的幅度。“六五”计划的完成，使过去长期感到困扰的一些经济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粮食和棉花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为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提供了条件。由于消费品货源比较充足，过去许多定量分配和凭票供应的商品，除粮、油外，已基本取消票证，敞开供应。

　　“六五”时期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失误。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分配等现象。由于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过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这为以后几年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困难。但总的说来，“六五”时期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