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领袖出现的五个必然条件

　　强力领袖出现应当具备五个必要条件：

　　一是形势“逼”人强，客观性造就了强力领袖。强力领袖出现一定是形势逼人强。比如说，如果没有中华民族苦难深重、日本入侵的形势，就造就不了毛泽东。客观性造英雄，时势造英雄，毛泽东本人也说过一句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是他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为什么会选择他、共产党为什么会选择他作出的解释。

　　二是自身也很强，主观造英雄。这是讲内功，内功不行也是不行的。个人主观的努力也可以造英雄。对毛泽东而言，他的成功既有时势造英雄的客观，也有他主观的努力，他19岁时就能写出《商鞅徙木立信论》，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磨练自己的身体和意志，准备匡扶天下。

　　三是民众需要强。强力领袖的主体清楚了，还要搞清楚客体。民众需要强，这是基础性造英雄。没有这样的民族性，是不可能有强力领袖的。强力领袖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情况下，没有对应的民族性，不可能出现强力领袖。比如当代美国，是不需要强力领袖的，强力领袖在当代美国的权力架构里是不可能出现的。它的权力架构决定了它只能出现常人领袖。

　　四是历史需要强。五千多年的历史，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能以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活到当今的中国，其实是一个信“官”不信“教”的民族，甚至把官当成教来信。因为中国的官员都是信孔孟之道的儒生，都是通过读书科举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百姓通过信官来信教，这种情况下是很容易出现强力领袖。这里有历史延续性、历史的传承基因，任何民族都难以摆脱她的历史惯性。列宁曾经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当民众需要强人，当历史需要强人时，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朱元璋等等就出现了。这些强人都是那个时期历史的一种折射。

　　最后一个是制度需要强。强力领袖一定是制度安排、权力结构使然。打一个简单的比方，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元素组成的，但是石墨的硬度是1，金刚石的硬度是10，就是因为分子排列结构不同。研究制度的结构用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了。当制度安排需要强力领袖的时候，它的制度，其核心为权力结构就要呈金刚石的那种分子排列结构。相同碳元素分子的不同排列组合，软的可以是硬度只有1的石墨，硬的时候可以是硬度高达10的金刚石

　　强力领袖的几个特点

　　首先要强调个人的意志力，个人的铁腕手段，果敢的意志。由于权威高度与权威管辖的面积是成正比的，而民主则需要降低权威高度。例如普京，他若用降低权威高度来解决苏联解体后的转型和过渡，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必须用一定程度的专制、专断或者是专权的方式来解决，而普京恰恰懂得这一点，他是比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乃至比勃列日涅夫都更强的专制、专断、专权的人物，所以他不但驾驭好了俄罗斯，现在连乌克兰、克里米亚他都在插手。这是因为他的权威高度够高，他的权威高度让他有信心这么做。所以说，普京是时势的选择、自己主观的培养，他有很强的意志力，同时民众有这样的需求，再加上其制度设计就是一个很相信沙皇的民族，有这样的民族传承，他的权力结构也需要这样的人物出现，于是普京就出现了。

　　第二是要善于借用民力。强力领袖不能靠自己的匹夫之勇，一定要善于运用民力，借助整个统治阶级，乃至民众的力量才能够形成。

　　第三，强力领袖一定不是孤家寡人。孤家寡人是玩不了强人政治的。秦始皇失败就在于他后期不懂得利用身边像李斯这样的人才。他自己又当皇帝，又当“中央巡视组长”，五次巡视天下，平均两年巡视一次，多辛苦啊。唐太宗懂得善用众力，所以就成功了。而朱元璋也不太懂，还逼走了刘伯温；还有项羽也是因为不善于用众力而做不成强力领袖。

　　强力领袖必须自己的意志力要强，善于借助众力的能力要强，吸纳众人特别是优秀人才的心胸心襟要宽。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凡是在中国推行强势政治的人自己不一定特别强，但他一定有很强的帮手。魏源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他在《默觚下·治篇十二》里的四句话就非常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最重要的人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就是贞观之治的盛世——至治之世；如果最重要的人才，放在比较重要的“僚采”（地厅级、县处级）位置上，就可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如果最重要的人才，不能进入比较重要的位置，社会就会出现危亡，比如苏联东欧，它们最后失败就是因为最重要的人才没有放到合适的位置上。而在乱世，最重要的人才如果躲进山沟，像三国演义里的伏龙诸葛亮、凤雏庞统都躲进山沟。所以人才处在权力结构的什么地方，就可以看出世道是处于盛世、小康、倾危还是乱亡。这就是强力领袖在人才方面的安排。如果帮你的人都很优秀，像唐太宗，人才都被他吸纳进去了，所以就出现了中国难得的千年的盛世。唐朝以后，中国没有哪个朝代可以超越。在唐朝贞观六年（公元633年），唐太宗李世民将390名判了死刑的囚犯放回家，并约定他们第二年秋季自行到京城引颈就戮。“及期，囚皆谐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这充分说明了唐朝当时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都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不仅贞观之治居于中国、世界之颠，唐人街也因此走向世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中国当前需要强力领袖

　　在难得的机遇期和巨大的严峻挑战面前，一定要明确这几个问题：

　　一是中国当前需要强力领袖。因为中国的历史传承——信“官”而不信“教”。中国是一个信“官”而不信“教”的民族。原因在于，在中国，政权和儒教是合一的。由于信“官”，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容易治理的民众，没有哪个国家老百姓像中国老百姓这样信“官”。如果治吏不严，治吏无方，一旦“贪污贿赂横行，把经济搞上去又有什么意义”（邓小平语），中国老百姓将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治理的民众。

　　二是改革开放的成功，也是“防止颠覆性错误”的成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强力领袖，而且还是“防止颠覆性错误”的高手中的高手。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面临的情况是比新中国建立时的情况更为严峻。新中国建立时，全党全军高度团结、认识一致，只需推翻一个旧政权就可以了。而邓小平在70年代末，不仅要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把计划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还要面临上上下下不同程度的分歧。“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有严重分歧怎么办？总设计师用划经改特区的方法，成功了就拷贝复制，即使失败了也买得起单，从而防止了颠覆性错误。笔者曾谈过的深圳特区的先行先试，对全国的经改就起到了“化大为小、化远为近、化险为夷、化整为零”的“四化作用”。

　　三是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一定要把握住四个关键词。第一个是“问题导向”，说的是方向要明确。我们过去总是回避问题、粉饰问题、掩盖问题，致使问题拖成难题，难题拖成老大难题，现在有些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了。习近平明确这个情况之后提出了问题导向。第二个是“底线思维”，解决的是方法问题。在如此严峻的三个关口（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面前，一个大国要完成转型、转轨，全面深化改革，一定要想到底线在哪里。把预案想好了，即使出现了大乱子也能够应对。戈尔巴乔夫就缺乏底线思维，结果失败了。兵家有句话：“善战者，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后求战、求和、求胜。所以说一定要有底线思维，有了它就可以从容应对。第三个是“防止颠覆性错误”，强调的是方针问题。这么大的党和国家，积累如此多的问题、难题，不改革——等死！不建立特区就大规模搞改革——找死！全面深化大胆搞改革，但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必须先抓试点，尽快设立政改特区。第四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习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施政目标。因为，如果权力不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相当多的官员就可能被关进监狱的笼子里。

　　四是要把我们国家的特色讲清楚。中国两千多年都是中央集权制的体制，这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当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集权，这是由其客观性和主观性，即前面所讲的5个要点所决定的。像陈独秀、早期的孙中山想用民主化来推动都不行，只能用至少是专断的方法来解决。所以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也是当前中国的最大特色。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邓小平语）。因此，党内必须分权，以“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如果地方各级党委书记的权力得不到监督制衡，不仅腐败会“越演越烈”，而且中央的权威也会受到严峻挑战。据此，县、市、省必须通过改革党委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坚决摈弃“苏联模式”，这样可以降低地方权力的相对高度。所以我在十八大前讲过，就战略而言，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并保持“三个相对”，即中央必须相对集权，地方必须相对分权，纪检、司法必须相对独立、垂直。中国从邓小平之后进入了常人政治，中央的权威高度下降了，于是一些问题就出来了。中央权威的相对高度要能出来。地方要相对分权，省委、市委、县委就要把决策权、指令权、监督权通过党代会常任制改革进行分开，即党权三分：党内分权、党政分工、党政分开。党权三分一定要解决，三中全会强调党内要形成“决策科学（的决策权），执行坚决（的执行权），监督有力（的监督权）”。中央的相对权威高度如果能出来，就能强力推动地方先走民主之路，最后中华民族就能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为民生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