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整整走过了40年的光辉历程。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认真扎实地总结改革开放40年我国成功发展的经验，对于进一步推动和促进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并由此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将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40年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列举了10大方面的成就。其中，最突出、也是人民最有获得感的，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实现了根本改善，我国创造了超级人口大国持续40年国民经济高增长的奇迹。

　　到2017年底，四个直辖市GDP均超过万亿元，非直辖市GDP超过万亿元的多达10个，其中居于第一、二位的广州和深圳分别达到了2.15万亿元和2.23万亿元，超过了重庆和天津两大直辖市，青岛、南京、杭州、成都、武汉、苏州、无锡、长沙均超过了1万亿元；低于1万亿元、高于3600亿元的城市如镇江等多达43个。以上57个城市中，任何一个城市所创造的GDP都比1978年全国GDP多得多。成就之大，不能不令世人刮目相看。也正因如此，中国才成为一个被世界公认的经济增长奇迹的创造大国。

　　什么叫发展？按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和罗宾逊的概括，“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而成功转变的主要标志是资源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熊彼特则进一步把发展定义为，通过增长实现的经济结构的质的变化。这就是说，如果结构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即使经济实现了增长，也不能说实现了真正的发展。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无发展的增长”，充其量算是“欠发展的增长”。

　　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包括国民安居乐业、基本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两弹一星”成功发射等，但并未实现经济结构质的发展，最典型表现是，尽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78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和国民收入均保持较高幅度的增长，但如果扣除同期物价指数上升35.9%的影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幅度就小得多了。1953年我国农业、工业和建运商业的产值比重是41.1∶36.3∶22.6。到1978年底，三次产业比重仅仅进步至27.7∶47.7∶24.6，其中，农业27.9、工业44.1。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截至2017年底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已经发展为7.9∶40.5∶51.6。尽管我国当前面临经济发展质量迫切需要再提升问题，但与1978年的产业结构水平和质量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将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概括为九大方面。在此之前，学术界也曾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总结，如从发展全局角度提出的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论，从区域和产业发展角度提出的梯度推移论，从政治角度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论和私有制最终消灭论，更多的人则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提出的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基础上的“市场决定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论”；如此等等。

　　角度不同，提炼和强调的重点不同，得出的经验结论要点也不同。这表明，对40年改革开放及其创造奇迹的逻辑原因与经验总结，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政治问题。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因此，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这本来是一个充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和正确结论，然而，在实践中它却受到了极“左”或只能靠“本本”吃饭和习惯于以“马克思主义口吻”唬人的那些人的抵制。他们不仅用实践的结果来否定实践的前提，而且用所谓“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的政治正确口号来否定“把生产力发展放在前面”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这样一种既科学又符合“劳动还是谋生手段”这样一种客观的具有内在要求性质的正确实践。

　　显然，总结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基本的、主要的经验，对于我国后续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和经济社会的长远健康发展，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

　　综合来看，40年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归根结底，主要是如下三条：

　　选择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更好作用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选择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是我国人民走上齐心合力谋发展之道的明智选择和关键一招。说其明智，就在于市场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最聪明、最有效的公平交换和价值实现的“力的平行四边形”场域和“成本－收益”评价体制机制；说其关键，就在于选择了市场，便意味着选择了公平，选择了效率，还选择了公平与效率的内在协调与统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核心和要点是更好发挥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功能和作用，即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这既是当代各国实践所取得的理论共识，也是我国能够成功实现公平与效率再协调与再统一的重要实践前提，更是我国改革开放继续走向深化并取得更大成功的重要经验。

　　实行对外开放，引入包括管理、技术和资金在内的外部优质资源。回顾改革开放历史，没有思想解放，我国就不会选择市场，从而也就不可能接受开放。选择开放，不仅弥补了国内各类资源的不足，而且进一步激活了人们创新发展的理念和思想；不仅较好和较为有效地扩大了改革开放的领域，而且加速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还拓展与提高了改革开放的水平与质量。对外开放，是我国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强大的既明智又重要的选择。

　　承认私人利益存在的客观性及其意义，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毫无疑问，人们可以通过经济发展和政府有效调节人与人、个人与集体和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处理好利益的分配问题，但决不能漠视、甚至否定个人利益存在的客观性及其潜在的动力意义和价值。否则，就必然会受到物质利益规律的惩罚。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造。”“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仲平在《人民日报》署名文章中明确指出：“承认个人利益，尊重个人利益，保护个人利益，发展个人利益。从历史中来，向着未来去，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思考‘利益’命题，找到了一把启动‘腾飞引擎’的钥匙。”同时，也正是因为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启动经济腾飞引擎的“钥匙”，才形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并能够勇于长期坚持的“两个毫不动摇”和“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正确实践，从而取得了以“五六七八九”为特征的民营经济重要成果，并由此创造了经济数十倍增长的世界性奇迹。

　　必须长期坚持发展民营经济不动摇

　　大量实践反复证明，我国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必须坚持做大做优做强国有资本不动摇，还必须坚持做大做优做强民营经济不动摇。

　　民营经济是百姓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我国现阶段的民营经济，不同于且在本质上不是纯粹的私人经济，我国现阶段的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营的经济，即“老百姓经济”。老百姓经济是一种同时具有私人属性和社会属性、是私人属性与社会属性内在统一的生产经营方式。追求个性的解放、实现个人（家庭）生存与发展的诉求，是我国老百姓经济私人属性的基本表现。不排斥合作和先富带后富并由此实现共同富裕，是老百姓经济社会属性的基本表现。把个人及家庭生存与发展诉求与人民共同富裕诉求能动而有机地融为一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表现形式。

　　改革开放实践反复表明，这种生产方式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实现更大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助于实现资本、劳动、技术、管理、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有效组合与配置，从而是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体制下单一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又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制度下纯粹私有制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有助于长期有效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生产经营方式。为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长期地而不是短暂地、大胆地而不是小心翼翼地、大力地而不是三心二意地坚持鼓励、支持和引导好民营经济大发展不动摇。

　　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构成要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必须充分肯定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40年实践反复表明，在我国，什么时候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和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就能顺利实现持续平稳健康较快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发展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出现衰退。这个经验也同样适用于各省市地方的发展实践。

　　这表明，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长期坚持鼓励、支持、引导和发展好民营经济，是能否长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试金石和分水岭。

　　长期坚持发展民营经济，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旧中国的发展史反复表明，我国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新中国的发展史特别是40年改革开放历史充分表明，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虽然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收入差距等问题，但并未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没有因此而带来资本主义，反而是带来了超过4亿人之众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与人们通常所说的两极分化存在根本不同。两极分化的一个基本表现形态是少数富人且过富与大量穷人且过穷并存。

　　在我国现阶段，不仅没有出现两极分化的典型形态，而且多达4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出现正是对两极分化的否定。只要政府主导和管理好收入再分配政策和机制，只要收入分配特别是所得税体制机制运行科学健康有效，只要把国民收入再分配体制机制建设好、使用好，我国不仅会更好地激励先富并由此形成更强大的“后富带动效应”，而且还会更有效地推动规模更大、水平更高的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壮大，并由此带动全社会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符合人的本性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它从经济社会发展史的高度表明，长期坚持发展并鼓励、支持、引导和发展好民营经济，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更是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用优质制度建设和供给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要有效保证和更好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诸多条件。为落实2018年10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中央主管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为民营企业纾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对于解决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具有雪中送炭、解决燃眉之急的积极意义和作用，但是，民营企业更需要的是能够保证其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机制和制度。否则，亲而不清与吃拿卡要、清而不亲与懒政怠政等伤害民营经济发展的现象就会反复出现。

　　近年来一些奇谈怪论的出现，既从一个侧面表明当前我国思想理论界仍然存在众多误区，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我国经济社会管理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理论建设还存在众多缺陷与不足。从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来看，当前最重要的是要着力增加更具基础意义的优质制度建设与供给。

　　制度属于公共物品，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广义的制度供给，主要是指服务于企业发展的经济制度、社会文化制度、市场交易规则和制度以及具有制度延伸性质且具有长期约束和激励功能的各类政策的供给。所谓的优质制度建设与供给，简单地说，就是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效服务于企业发展的制度建设和供给。

　　根据邓小平的观点，优质制度供给，其基本标准同样必须是“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更通俗地讲，优质制度的供给，就是能够使坏人变成好人、蠢人变成智人的制度，使聪明人变得更聪明、勤劳人变得更勤劳、懒惰人变得不再懒惰、低能人变得更高能的制度，使个人更自由、社会更公平、竞争更充分的制度，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制度。

　　优质制度供给的内涵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市场是否有效并起决定作用。简单地说，就是资本和劳动能否自由流动，宏观调控与管理是否中性，市场进出和交易是否公平，如此等等。

　　二是法制是否健全并得到不断强化，“民主的政治”和公民社会是否建立，法治是否公平并能够有效保护公民和市场法人的人身及其财产权益。

　　三是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否清晰且运转良好。这不仅是指政府能否对全体市场主体正确赋权并有效保障和正确约束其得到的权力，而且是指政府能否使市场主体积极作为并能够及时有效补充和纠正市场失灵。

　　四是政府是否足够小、市场是否足够大。政府足够小主要是指凡是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政府保证不插手；凡市场做不了、做不好、做不到的，政府都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干预、调节和管理，并能够有效维护法律尊严、严格限制与迅速消除各种超公民特权及其带来的不平等。市场足够大，则主要是指凡是在法律框架内市场主体能够通过交易实现的互换与融通，均由市场解决，无需其他外部力量干预。

　　显然，上述四个基本方面及其有效运转的统一，即有助于企业健康成长与发展的优质制度的供给。

　　民营企业自身的制度建设也同样重要。民营企业要实现更好更快更高质量发展，必须像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讲话中所希望的那样，做到扎扎实实，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做讲正气、走正道的企业家；做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在合法合规中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并能够积极回报社会的企业领路人；做国际视野越来越宽、创新能力越来越强、企业治理能力越来越高的全国乃至世界一流企业掌门人。

　　可以预见，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和人们对改革开放成功经验认识的不断深化，随着优质制度建设的不断深入和优质制度供给的不断增加，优质制度建设和供给的红利会得到不断释放，中国经济必将成为既能够使国有资本发挥更大主导作用、又能够使民营经济发挥更大基础和支撑作用的高质量发展经济。

（作者为民生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