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当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迈向中等收入阶段后，城市化进程将会出现加快趋势，特别是经济发展迈入中高收入阶段后，城市化加快趋势更加明显，当经济体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后，城市化水平达到相当程度后，该经济体的城市化步伐将明显放慢。从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见表1），在过去的4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15.15个百分点，中低收入国家提高了16.5个百分点，中高收入国家提高了31.92个百分点，高收入国家提高了12.17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化水平上升最快的时期是在中高收入阶段。

　　从目前看，要注意城镇化出现了三个新动向。第一个动向是，目前有不少城市人口绝对数量开始减少，出现了收缩趋势。第二个是许多城市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不升反降，出现了反常下降。按道理现在应该是上升期，但是出现了下降现象。第三个是城镇常住人口占城市人口比重上升明显放缓。90年代，我国每年城镇化率年均上升0.985个百分点，2011-2012年间每年平均上升1.36个百分点，2013-2018年年均上升1.16个百分点，今年比去年仅上升了1.06个百分点。三个新动向影响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为什么？有以下原因。一是城市资源枯竭，主导产业收缩引起人口收缩；二是地方政府转移非高端人口；三是城市生活成本大幅度上升，迫使人口回流；四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固化，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受阻。

　　大胆改革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当前我们要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对稳增长的积极作用，同时还要关注新型城镇化是新动能形成的最佳平台。我们做过一个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对GDP的增长是正向作用，同时它对拉动服务产业的发展起很大的积极作用，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可引起三产服务业加快发展，就业弹性高，我们需要就业，需要稳就业。城镇化应该是创新集聚地，有利于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逆城市化不利于创新，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构建两个社会结构，一是市民化结构，二是橄榄型社会结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现代化，需要两个社会结构。2015年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人口比重平均占81％，东亚国家更高，日本93％，韩国82.5%，中国人口密集，资源稀缺应该是城镇化水平更高。

　　积极应对三个新动向对城镇化的不利影响

　　我国出现的三个新动向不利于城镇化，我们稳增长迈向现代化遇到了困难。怎么办？一是要解放思想，放开特大城市以外城镇的人口落户限制条件，除了特大城市以外，应该为外来人口落户创造制度条件。二是从中央到地方应建立一个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地方政府不应该只享受流动人口的红利，固化在旧体制下的利益结构。三是要消除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中国城市二元结构的最大问题，是对城镇外来人口从体制歧视向社会文化歧视的转变，这会导致过去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的空间福利制度对立，转换成在同一蓝天下的近距离福利制度对立。比如说去年9月1日，苏州有一个例子。外来人口800个小学生由于校舍腾退，被安排在附近的重点小学上学，结果引起重点小学全体家长的反对，当地校方没有办法最后强制搞了一个隔离区，让800个农民工子女在隔离区上学，这就是在同一片蓝天下对外来人口子女就学的文化歧视。我们不要再培育对立，不要再培养近距离的社会歧视，希望中国的城镇化能促进中国跨越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作者为民生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