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改革开放，4个发展阶段

　　总的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目标探索”、“框架构建”、“体制完善”和“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四个阶段。

　　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1978年～1991年）。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直到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是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从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91年，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并不明确。直到党的十四大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把1978~1991年作为改革的一个阶段。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开展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开放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在农村改革方面，安徽等一些地区率先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改革试验，这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随后推广到全国。在企业改革方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在财税体制方面，推行两步“利改税”，逐步推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革。在流通体制方面，废除了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逐步培育农产品市场。在对外开放方面，1980年，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随着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和人们对推进改革的共识逐步形成，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重点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对国有企业实施了承包制、租赁制等改革措施，积极进行以厂长负责制、工效挂钩、劳动合同制为内容的企业领导、分配、用工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增强企业的内在活力。宏观管理体制方面，以宏观间接管理为目标，对价格、财税、金融、计划以及流通体制等进行改革。采取“调、放、管”相结合的方针，理顺商品和服务的比价关系；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改革银行组织体制；实行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同时，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开辟了一批经济开放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阶段（1992年~2002年）。以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基本内容。到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

　　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宏观管理体制方面,1994年提出对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和投融资体制进行系统改革的方案，确立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的财政体制框架和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体系，中央银行的调控职能得到加强。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实施“抓大放小”，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结构调整。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许多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改组为控股公司；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对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市场体系得到较大发展，取消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放开了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要素市场逐步形成。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逐步建立起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了失业保险、社会救济制度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完善阶段（2003年~2011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党中央总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自此，我国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的改革措施有：取消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健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加快推进。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了投资体制，政府投资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扩大。土地、劳动力、技术、产权、资本等要素市场进一步发展，水、电、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步伐加快。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

　　“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2012年至今）。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选举产生了党的新一届领导核心。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不仅有效应对了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风云变幻，更在相当不利的条件下取得了经济的中高速平稳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非常明确地表明，改革不再拘泥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而是涵盖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的全面的改革。与此同时，为落实这些改革内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还为此成立了7个专项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就将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改革任务分解为336项重要举措，逐一确定协调单位、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截至目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召开了三十七次会议，会议内容囊括了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过去的改革当中一直难以解决甚至回避的诸多议题，并出台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等一系列方案，彰显了新的领导集体直面改革难点的勇气。通过“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40年改革开放，5方面重大转变

　　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40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体现在它推动我国实现或正在实现五个方面的重大转变。

　　第一阶段改革推动了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很大的变化。以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天天讲月月讲，整天忙着开会斗争，所以大家不好好干活，忙于斗争。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转变，才可能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变封闭半封闭的状况，进而迎来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内核，为我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不竭的思想理论活力源泉。

　　第二阶段改革推动了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转变是很大的转变。过去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所以为什么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就是因为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特征，搞别的东西都是姓资了，不姓社了，所以争论就起来了。所以这个阶段也很重要，实际上我们天天讲群众路线，计划经济就不讲群众路线。为什么？因为计划经济是由国家把制定的计划发下去，大家来执行。所以现在还有人说大数据时代可以搞计划经济，实际上他们不了解计划经济，大数据可能有利于计划经济，但是不能改变计划经济的本质。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谁来主导？计划经济以政府为中心，是排除市场的。

　　第三阶段改革推动了从封闭体制转向全面开放的体制。这个很重要，到现在还是这样。党的十九大也讲了，我们要进一步开放，门是敞开的，而且敞开得越来越大，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第四阶段改革推动了从人治转向法治。过去都是人治，后来党的十五大开始，法治社会要从人治走向法治，所以这是很大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同志就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依法治国的要求更加迫切，因为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正是顺应这一历史发展潮流，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地提了出来，并把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其鲜明地突出了法治的理念。1999年3月，全国人大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五阶段改革推动了从贫穷转向小康。改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老百姓钱多了，现在我们一年的出国人数很多，出国的采购花费大概到一万亿人民币，这些都是老百姓的钱。我们的经济总量在国际上原来只有1.4%，现在占到世界的经济总量的15%，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力增强了，国际地位也提高了。

　　40年改革开放，4条宝贵经验

　　我个人觉得40年改革开放，最大的经验：

　　第一是解放思想，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创新。这个创新，包括体制创新，包括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也是全面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五大、十六大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一步做出创造性的理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把改革的理论推进到新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是坚持市场改革的方向，这个必须坚持，不能动摇。因为我们40年从开始的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后来提出来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再后来提出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最后提出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因为经济体制实际上讲了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方式过去是政府来配置资源，从政府配置资源到市场来配置资源，这是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个必须要坚持。

　　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仍然要头脑清醒地坚持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本质上并不在于有无计划或者说制定的计划是否科学，即便在完全市场化的社会里，企业也会制定诸多的生产计划、推广计划，计划得好的企业更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互联网大数据可以使计划的制定更加科学，但是，它无法解决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的创造性、积极性的问题。只有自由选择的市场，才能产生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只有自由选择的市场，它所形成的数据和联网才有意义，否则何以持续发展繁荣？互联网和大数据只有与市场相结合，才能迸发出最大的效用。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不动摇。

　　第三是灵活运用改革方法，既先行先试、先易后难，又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我国改革的典型特征是采取了先行试点、总结推广的方式。立足于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选择一定地区或改革领域开展试点，在对试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成功经验和做法再行推广。这种由点而面、先易后难的改革推进方式，既控制了风险，又通过有效的推广机制使成功经验能够迅速普及，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战略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重要途径。

　　改革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不断完善改革的推进方式，统筹兼顾，加强总体协调。我们注重把握“破旧”和“立新”的关系，立足于“立新”，适时、大胆地“破旧”，从而不断消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体制新机制。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注重协调配合，不失时机地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开放也是改革，做到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是一些触及深层利益关系、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的要求更加凸显，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设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门就经济体制、民主法治、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设立了专门的改革小组，为改革的统筹协调创造了条件。

　　第四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效的体制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从长远来看，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同时，发展和稳定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环境和基本条件。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改革要重视实践，重视基层

　　最近我去浙江调研了“最多跑一次”改革，目的就是让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浙江省一个地区的税务局干部借调到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这个改革方案。它的针对性很强，现实性很强，因为我们的体制都是九龙治水，部门现在变成既得利益者，要对既得利益者改革，碰到的阻力很多。我去调查的时候，问他为什么要搞“最多跑一次”改革，他说我们过去这个地方的法规就有22万条，而地方出台的行政性意见又有33万条。这么庞大数量的法条谁都不知道怎么减，那么浙江提出了一个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发了一个关于推广改革，只跑一次改革的意见：在法律上授权，地方以前有的几十万条法律，该废的就废，该改的改，该列的列，这就给了地方政府一个尚方宝剑。

　　我们的改革一定要重视基层，重视实践，这也是习总书记一再强调的，他在G20讲话讲了，在十九大也讲了，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要强调实践。

　　我曾经讲过广东人吃鱼的故事，什么意思？因为广东是改革的窗口，所以它改革跑到前面。广东有一段时间爱吃鱼的人都吃不到鱼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计划经济把价格管死，价格管死了以后，养鱼的人没有积极性，没有积极性当然鱼少了，鱼少当然价格就贵了。因为广东人开始放开价格，那个时候虽然没有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但是放开价格就是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市场放开以后，养鱼的人就有积极性，积极性提高以后鱼就多了，鱼多了以后价格就下降了，价格下降了以后老百姓又可以吃到鱼了。这个故事就是在讲：价格把计划经济管死了以后吃不到鱼，搞了商品经济，搞了价格改革，就能吃到鱼了。

　　1984年中央正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多次建议草稿中写入“商品经济”的概念，但都被否定了，有人认为最多只能写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当时担任国家体改委局长兼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在这种情况下，就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建议以中国体改研究会和中国体改所的名义召开一次理论讨论会，有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搞改革的童大林、贾玉梅等都参加了。会上，我首先提出，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经过大家的讨论，取得了共识，提出了一些突破性观点，比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会议开了两天，完了我就把结果写成建议，上报给中央决策者。其中主要强调：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经济规律。中央领导给予高度重视，这些意见被吸纳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宣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中国改革史上的重大突破。

（作者为民生智库高级顾问、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