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的了。

　　他们或许能记住一两篇描写志愿军的文学作品，对以下这些比任何文学描写都更加震人心魄的数字却不知情。

　　朝鲜战场上美军一个军拥有坦克430辆；我志愿军最初入朝的6个军，一辆坦克也没有。

　　美军一个陆军师的师属炮兵有432门榴弹炮和加农炮，还可以得到非师属炮兵同类口径和更大口径火炮的支援；我志愿军一个师的师属炮兵只有一个山炮营，12门山炮。

　　美军一个步兵师拥有电台1,600部，无线电通信可以一直到达排和班；

　　我志愿军入朝时从各部队多方抽调器材，才使每个军的电台达到数十部，勉强装备到营。

　　营以下通信联络主要靠徒步通信、军号、哨子及少量的信号弹等。

　　美军运输全部机械化，一个军拥有汽车约7,000辆；我志愿军入朝之初，主力三十八军只有汽车100辆，二十七军则只有45辆。

　　更难以置信的是，当时我三十八军90%的战斗兵仍在用日军1905年设计的三八式步枪。

　　空中力量的悬殊更大。

　　当时志愿军不但没有飞机掩护，连防空武器也极端缺乏。

　　面对美军1,100架作战飞机，志愿军当时只有一个高炮团，有36门75毫米口径的高炮，还要留12门在鸭绿江边保卫渡口。

　　最初带入朝鲜的，只有这种旧式的日制高炮24门。至于雷达，一部也没有，搜索空中目标全凭耳听和目视。

　　抗美援朝，彭德怀是临危受命。当时他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身份到北京，带了一堆汇报西北建设的图纸，准备汇报西北怎么开发农田搞建设，根本没有做出征的准备。

　　开会的时候，他没想到正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讨论主要指挥员的人选问题。毛泽东当场点将。

　　结果，彭怀德连家都未回就出征了。当天晚上，他在北京饭店睡不踏实。睡惯了硬板床，睡不惯席梦思，也是事儿太大了，根本睡不着，最后他干脆躺在地毯上。

　　率军与全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较量，需要何等的勇气！出任志愿军司令，对任何一个高级将领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后来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微回忆道：“我们在北朝鲜上空几乎未遭抵抗。除地面火力外，我们可以不受阻碍地攻击敌补给线。在头一年，对方甚至连防空火力还击也没有。”

　　当时美国飞机从朝鲜东海岸炸到西海岸，从鸭绿江炸到汉江，连后方大榆洞我志愿军总部都遭到狂轰滥炸，司令员彭德怀差点遇难。

　　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刚刚出国一个多月，即牺牲于美国空军凝固汽油弹的熊熊烈焰之中。

　　跨过鸭绿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顽强作战的。

　　当时志愿军作战艰难困苦的情况，很多美国人直到现在也并不完全清楚。他们对曾与之对阵的中国军人怀有一种颇富神秘感的尊重。

　　这种尊重是对实力的尊重。从他们的角度看，中国军队的实力更多地表现在排山倒海、坚韧、顽强、奋勇冲杀和不惧牺牲的精神上，他们称之“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1950年11月1日，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在朝鲜云山与美国陆军第一骑兵师迎头相撞，中美两军第一次交手。

　　当天战斗是晚上七点钟发起的。七点钟，天已经黑了，双方都轻视了对方，我们以为对方是韩国伪军，对方以为我们是被击溃的北朝鲜军队，双方都小看了对方，摸黑战斗。

　　七点钟开始打，打到十点，双方互有俘获，我们抓了他们的人，他们也抓了我们的人。我们一审，不是什么韩国伪军，而是美国陆军核心主力第一骑兵师。

　　对方一审，也不是被击溃的北朝鲜军队，而是中国陆军核心主力——原林彪第四野战军第二纵队，现志愿军第三十九军。

　　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曾回忆说：“骑一师师长盖伊怀着难受的心情，咽下了他在朝鲜战场上的第一杯苦酒。”

　　骑一师自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就是美国陆军主力，在朝鲜战场登陆后更是所向披靡，却没想到在朝鲜云山栽了个大跟头。

　　骑一师师长盖伊回忆对方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对方没有航空火力支援，没有远程炮火支援，他们拿着简陋的日本武器，穿着胶鞋作战。

　　他很奇怪，殊不知，我们能穿胶鞋就不错了。我们拿着简陋的步兵武器，穿插分割动作，如此勇猛，把第一骑兵师两个团切割成数块，全部穿插分割。

　　当然，我们对美军也留有很深的印象。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回忆：“上了朝鲜战场第一口本来想吃肉的，没想到啃上一块骨头。”

　　要是国民党军队被穿插包围成数块，早都崩溃了，美军还在顽强作战。我们知道马头部队不好打。所谓“马头部队”，就是指左肩标上带马头的骑一师。

　　中美对彼此的尊重就来源于此。双方在战场上交过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这样的尊重。

　　2005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访华，他一向对中国充满敌意，且像特朗普一样我行我素。

　　可他在来访期间主动提出要看陆军第三十九军——当年最先与美军交手的队伍，原因即在于此。

　　当年到过朝鲜的美国军官，在回忆录里都印象深刻地描述了志愿军发起冲锋时“撕心裂肺的军号声”和“尖利刺耳的哨子声”。这些声音一直伴随他们走到军事生涯的终点，甚至生命的终点。

　　英国战史专家克里斯托弗·钱特评论说：

　　“朝鲜战争对西方世界来说是一场意想不到的严峻考验，它使拥有强大技术优势的盟国几乎抵挡不住。”

　　我又想到1997年参观美国西点军校时的情景。

　　当时美国驻华陆军副官胡柏中校陪同我参观，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上甘岭537.7高地和597.9高地这两个模型。

　　胡柏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你们只有两个连守卫这两个高地，而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这是为什么？”

　　是的，当年我们守住高地，只有两个连。上甘岭作战，我们极其艰苦。

　　指挥进攻上甘岭的美军将领范佛里特是典型的火力制胜论者，多次以极大弹药消耗量在美军内部创下纪录，被称为“范佛里特弹药量”。

　　43天的上甘岭战役，范佛里特在我军3.7平方公里阵地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航空炸弹5,000余枚，阵地山头被削低近两米，坑道被打短了5~6米。

　　我军正面全部被摧毁。于是我们就在反斜面挖坑道，美军炮火一停，我们便从坑道里出来，把冲锋的人打下去。

　　这种拉锯坑道作战非常困难，主要是给养难。好不容易送进坑道些萝卜，发现吃萝卜烧心，不行。志愿军十五军党委把所有经费拿出来，在平壤采购了两万多个苹果。注意：不是两万多斤，是两万多个。

　　军党委做出决定，谁送进坑道一篓苹果，记二等功一次。一直到上甘岭战斗打完，没有一篓苹果被送进坑道，送果员全部牺牲——美军火力封锁非常严。

　　只有一个弹药员在滚进坑道之前，看到满地滚的都是苹果，随手抓住一个，往怀里一揣，滚了进去。两万多个苹果，只有一个苹果进入坑道。

　　关于上甘岭战役的影片，不少人看过。一个苹果，指挥员、战斗员、伤员，传过来传过去，你啃一小口，我啃一小口，谁都不敢啃多了。

　　胡柏中校永远不知道中国志愿军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作战的，永远不知道中国是怎样的、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关于上甘岭战役的电影拍完，1957年公映，公映之前在内部放映。上甘岭战役的指挥者、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看到一半，泪流满面，看不下去了，不能再看，走了。

　　影片再现了当年的战斗场景，太残酷了。王近山就是《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原型。

　　有人说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败在武器上，因为武器水平与美军整整相差了一代，是第三代武器系统与第四代武器系统的较量。

　　那么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武器系统的差距又有几代呢？

　　当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国与国之间的这种综合力量的较量看成单纯的兵器的较量之时，战争本身就被简单化了。

　　访美期间，我发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美国军人对中国军人十分尊重。这种尊重不仅出于礼貌或者客套，而且出自他们的内心。

　　美国人自视甚高，能放在眼里的人不多，为什么对中国军人如此看重？

　　后来，我发现了他们的一个特点：尊重与他们交过手的对手，尤其是那些让他们吃过亏的对手。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外用兵次数超过240次。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1961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

　　三场战争，前两场都与遏制中国有关。三场战争中，朝鲜战争持续3年，用兵44万，据美国官方统计，死亡、失踪54,246人；越南战争持续14年，用兵55万，死亡、失踪58,209人；海湾战争用兵44万，43天解决战斗，阵亡146人。

　　对这三场战争，美国军人自有比较。

　　在为什么失败与为什么取胜这些问题上，他们甚至比现在我们中一些人分析得还要客观。

　　一句话：从美国军人的每一份尊重中，我们都能感觉到那些长眠于战场的先烈为今日中国军人地位的奠基。

　　蒋经国

（作者为民生智库高级顾问、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原副主任兼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