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业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不仅希望有工作，而且对就业质量也有更大的期许。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这为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提供了根本遵循。

　　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和社会稳定之基。国际社会普遍把就业列为发展的优先议程，比如1995年在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各国政府将达成的基本共识写进了《哥本哈根宣言》，其中包括承诺将促进充分就业的目标作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个基本优先目标，使所有劳动者通过自由选择的生产性的就业，获得有保障的、可持续的生活，并建议各国实行最大限度地促进创造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

　　我国历来重视就业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将就业列为民生建设的首要任务，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2018年，党中央提出要做好“六稳”工作，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其中“稳就业”是居于首位的。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并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今年春节以来，随着疫情在全球的不断蔓延，党中央多次提出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强调越是发生疫情，越是要重视就业工作。4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充分估计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后，在“六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六保”的任务，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其中“保居民就业”仍是居于首位的。

　　就业是经济的“晴雨表”、社会的“稳定器”，要牢牢地稳住就业大局。我国人均GDP已跨过一万美元大关，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同时，我国也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主要靠创新驱动而不是主要靠要素投入驱动。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只有就业充分而且高质量，才能将人力资本的潜力转换成经济增长的强大势能，才能激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才能锻造经济的足够韧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就业形势持续向好的内在基础仍然存在，但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也面临一些挑战。

　　充分就业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虽然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而且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但必须看到，这种减少是供给高位上的放缓。2018年末，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仍接近9亿人，预计到2035年劳动年龄人口仍将保持在8亿人左右。近几年每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约有1500多万人，加上近千万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需在城镇就业的劳动力数量很大。不仅如此，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每年还有不少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将持续加大。这将影响就业岗位的创造和维持，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像此次疫情这样的特殊时期更要谨防局部地区局部行业发生规模性失业。

　　就业结构性失衡将更加凸显。突出表现为“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一方面，部分企业反映招工难，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一线普通工人也面临短缺。另一方面，部分高校毕业生等新成长青年群体存在就业难，去产能等结构调整中产生的大龄失业人员再就业则更加困难。这种两难并存的局面，根源在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不匹配，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问题在就业领域的集中体现。从需求端看，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和产业链的中低端，市场中增加的就业岗位大部分是制造业、服务业一线普通工人和服务员。但从供给端看，每年新成长劳动力中高校毕业生超过一半，农民工群体中80、90后新生代已占据主体，新一代求职者更加注重职业发展、工作条件和自我价值实现，供需对接存在错位。未来，这种技能结构型失衡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因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科技的广泛应用，中等技能的工作岗位会大量被机器替代而不断减少，形成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格局。

　　就业质量有待提高。近些年来，我国的就业质量不断提高，但总的来说仍然不能满足多数求职者的需求。仅就客观指标来看，有些工作比较脆弱，稳定性差;有些工作工资收入比较低，而且时不时发生工资拖欠现象;有些群体工作时间比较长，被动加班现象较普遍，有的还不能依法取得足额加班工资;平台型经济发展迅速，但平台型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还不到位等。

　　以机制建设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其在促进就业中的优势。同时，要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不断健全体制机制，使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法律规章和政策措施更加健全、更加定型，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健全劳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劳动力充分有序流动是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前提，也是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前提。要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让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健全促进就业政策协调机制。提出就业优先政策并将其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是扎根中国大地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要协调好就业优先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关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逆周期调节的特点，就业优先政策作为新的宏观政策，也具有一定的逆周期调节特点。例如，在经济运行下行期，要实施就业岗位创造和就业维持政策，更强调就业的充分性;而在经济增长稳定或者经济运行上行期，则更强调就业的质量。但不管什么情况，就业优先政策更具先导性，处于优先地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走向、力度、方式等要更多依就业状况而定。

　　健全促进就业能力提升机制。通过教育、培训等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无论对个人和家庭，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重要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岗位创造和维持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我国教育培训体系总的来说比较好地满足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但为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需要构建更加有效的就业能力提升机制。更好地统筹就业优先战略和教育发展优先战略，特别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要更好地服务于促进创业就业。加强培训，提升劳动者的创新创业就业能力，提升劳动者应对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岗转业的能力。要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

　　健全针对重点人群就业帮扶机制。我国的重点就业群体包括高校和中职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化解过剩产能需要安置的职工，以及特定群体，包括军队转业干部和退役士兵、青年群体、残疾人、退役运动员等。对这些重点群体的就业，既要有普惠的支持政策，也要分别施策和精准施策。当前，受疫情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度增大，就业落实率还不是很高。有些行业和企业还没有完全复工复产达产，部分劳动力还处于歇业状态。对此，要进一步树立底线思维，采取灵活有效的政策措施，帮助他们克服困难，防范化解重大失业风险。

　　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劳动关系是现代经济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构成了“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劳动关系和谐本身就是更高质量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衡量就业质量的指标体系大多涉及劳动关系内容，例如社会对话、职工参与等。要根据劳动关系主体及其诉求的变化，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营造公平就业环境，促进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健全就业统计和失业预警机制。这是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现在人社部定期公布关于就业的核心指标有城镇新增就业数量、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调查失业率、求人倍率等，应该说，这些指标能够基本反映出我国的整体就业和失业状况。但对于就业质量，到目前为止还未形成完善的指标体系。因此，要尽快建立健全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并定期予以公布，以更加全面反映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及其演变情况。同时，建立健全失业预警机制，以未雨绸缪，加强应对，避免较大规模失业的出现。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