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与进步，不可分离也不可替代，不救亡就没有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的立足之地，也就谈不上文明进步。但如果不推动文明进步，尽快赶上世界和时代的潮流，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救亡问题。

　　◎围绕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谁能完成这两个任务，谁就能成为历史的选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伟大日子里，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回顾当年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出发的，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是历史必然。

　　谁能解决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谁就能成为历史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主要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回顾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首先要弄清楚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以后的奋斗历程，都与这样一个历史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逻辑的起点，也是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两大主要矛盾，一个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一个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这两大矛盾决定了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救亡图存，一个是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听起来、讲起来很简单、很明白，实际上很复杂。

　　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的国情和矛盾曾经作过深刻的分析，并且用了一个重要的词来概括：“奇异的悲歌”，或者叫“离奇的悲剧”。“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段原话。这段话几乎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全部思想的精髓。“奇异的悲歌”是1995年之后的译文，之前的译文是“离奇的悲剧”，两个译文的基本意思一致。

　　所谓“离奇的悲剧”和“奇异的悲歌”，是说近代中国中西对立的态势。从道义、情感、利益甚至法律上来说，无疑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冲突，是侵略与反侵略、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但是，从社会形态、生产方式、思想文化、政治制度来说，又是两种不同文明类型的关系，表现为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矛盾。

　　这两个方面，单独的一个一个来讲，很好理解，也很好处理。但这两种矛盾是互相交织的，造成了历史的错位，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陈腐世界”奉行的是文明的道义原则，现代社会的代表奉行的却是野蛮的暴力原则。所谓陈腐世界，指的就是当时的晚清王朝在反对侵略掠夺方面，当时的中国应该说是奉行了文明的道义原则。但是现代社会的代表，也就是当年的西方列强奉行的却是野蛮的暴力原则。

　　这样一个错位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双重任务，也就是救亡与进步两者缺一不可，两者也不可混淆。也就是说，近代中国首先要救亡，救亡是反对帝国主义，解决民族和国家的生存问题，但救亡是救国家和民族之亡，而不是救腐朽没落制度之亡。反对帝国主义是反对侵略掠夺，而不是反对现代文明。“进步”，主要是反对封建主义，解决业已陈腐的世界如何赶上世界潮流的问题。这种进步要融入世界文明的大道，当然也不是完全抛弃自己的传统文明，而是要在吸收世界现代文明的同时，摒弃糟粕，走出一条自己文明发展的道路。救亡与进步，不可分离也不可替代，不救亡就没有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的立足之地，也就谈不上文明进步。但如果不推动文明进步，尽快赶上世界和时代的潮流，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救亡问题。

　　所以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解决这两大任务的历史，谁能解决这两大问题，谁就成为历史的选择。回望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起点，就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是历史必然，中国共产党就是因这两大历史任务的需要而诞生。

　　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看大势所趋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值得重视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但是有些老一辈革命家，包括毛泽东填写履历表的时候，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为什么会填1920年呢？因为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全国各地就已经成立了一些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些组织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曾有书籍称之为“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当时并没有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所以现在党史著作不再使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个概念，统一称之为“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当时全国都成立了早期组织，首先是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取名就叫“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担任书记，此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上海党组织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出版了六期共产党期刊，负责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此之后，北京大学李大钊在他的办公室里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小组，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成员多为北京大学的师生。1920年8月，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帮助下，在武昌董必武的寓所成立了共产党武汉支部。1920年初冬，在毛泽东策划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当中诞生。1921年春，陈独秀在广州组织成立了广州共产党。广州其实也是先由俄国人帮助成立了一个共产党组织，但是大多是无政府主义分子，这个内部也不团结，所以后来又重新成立了党的组织。后来，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王尽美是山东人，邓恩铭其实是贵州人，但因为在山东长大，在山东学习，所以在山东参与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同时，旅日、旅法的华人也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八个早期组织，基本上都是认可的。

　　但是也有资料显示，天津及唐山、香港、南京也有过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共产国际的档案里面还有一份《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份报告称，1920年3月在重庆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有40多个成员和60多个候补成员，还成立了有关机构，规模甚至比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党组织规模还要大，机构还要全，但是这个组织后来的情况不太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

　　还有资料显示，早在1912年3月31日的《民权报》上，就曾登载了一期《中国共产党征集同志》启事，也就是说，早在1912年，就有人想在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了。

　　这些资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确证，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当时的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必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初期活动，促进了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开始了构建党的组织形式的探索，开展了初步的群众动员工作，对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中渐次确定党的发展目标

　　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要说我们党的起点和初心，就要说到这个纲领，它明确提出了我们的主张。

　　纲领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等等。纲领里有“阶级斗争”“阶级区分”“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差别”“消灭私有制”等关键词，都是从《共产党宣言》里来的。我们常说，“中共一大举起了共产主义的旗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史实的。

　　进一步推敲，纲领里的某些要求与当时的中国国情应该说有一定差别。比如说，“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这个要求对不对？理论上是对的，但当时的中国能不能马上就实行？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写了大量著作分析中国社会的状况，明确提出在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所以，我们不是一般地要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节制资本，主要是节制大资本，对民族资本主义还是要鼓励发展的。如果在1920年到1921年，就要剥夺资本家所有财产，消灭资本家的私有制，那肯定是不现实的。

　　所以到中共二大时发生了变化。中共二大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把党的纲领区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中共一大所提出的一系列要求，被当作最高纲领，到将来渐次实行。当前主要任务，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两句话：“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意味着什么？回到近代中国两大矛盾、两大历史任务，中国社会在1949年之前的主要矛盾就是两大矛盾，主要任务就是两个，叫做反帝反封建。具体的口号就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因此对当年历史的考察，一定要坚持这两个基本矛盾和两个历史任务，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三座大山”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在1948年，当时全国革命胜利已经确定无疑，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所以把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一座大山提了出来。试想一下，如果在1921年就提出推翻“三座大山”，可能吗？现实吗？不可能的。所以始终要深刻领会我们党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对中国社会的确认，牢牢抓住主要矛盾来分析判断我们党的政策。

　　从中国共产党历史起点去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着特别的意义。围绕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谁能完成这两个任务，谁就能成为历史的选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我们党从这个世界大势中产生出来，走在了时代前列，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

（作者为民生智库高级顾问、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